当地时间7月21日下午，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宣布将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并全力支持自己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据美联社7月23日报导，哈里斯团队宣布已经获得超过2471名民主党代会代表的支持，这已经达到获得提名的票数。料定哈里斯在8月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将顺利接替拜登，她会是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大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南亚裔移民后代。哈里斯有一半牙买加裔、一半印度裔血统。抚养她长大的母亲，沙马拉·戈帕兰（Shyamala Gopalan），出身印度泰米尔婆罗门家庭，19岁独自赴美国求学，成为一名生物医学科学家，这正是南亚移民在美国落脚的成功范本。然而一百年前，南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史上首批被大规模剥夺国籍的群体。南亚裔如何从“印度人入侵（Hindu Invasion）”者发展为培养出总统提名人的群体？他们曾经经历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其经历根植于哪些负面历史遗产？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3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西阿利斯中心高中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
南亚移民赴美及在美遭遇，与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及排亚情绪息息相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奴隶制基本废止，热带种植园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缺口，而此时英国殖民者对南亚剥削政策和自然灾害使农民生活举步维艰，渴望出海谋生。在这种供求关系下，数十万大量南亚人通过殖民者的输送，作为契约劳工前往世界各地，也包括美国。南亚人虽然去往北美的航程比东亚人更遥远、昂贵，他们仍然抵御不了轮船公司的宣传。旁遮普是一大移民输出地，一名来自旁遮普的移民收到的传单声称“一个人如果足够强壮，他每天可以挣到2美元”，这比留在家乡挣得多十几倍。据加拿大官员调查，仅在该移民的村庄里，两年内就有40人出国。然而，轮船公司的代理人不会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北美已经掀起了一股排亚浪潮。美国已经通过了对中国劳工的排斥性法律（《1882年排华法案》），加拿大1885年起对入境华人征收“人头税”。
尽管南亚人在美国辛勤劳作，仍然成了排外主义者的下一个目标。从1910年到1932年，8055名南亚人获准进入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他们在美国从事伐木、农场和铁路修建等工作，填补华人劳工的空缺。而《美国经济评论》刊文称，南亚人从事白人避开的“最粗糙、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其雇主给予的报酬比其他群体更少。而锡克教徒与众不同的头巾和宗教信仰，使他们成为美国社会中肉眼可见的、“扎眼的”异类。此时恰逢美国排外主义者对华人和日本人的欺凌达到顶峰，也连带指控同样来自亚洲的南亚劳工夺走了白人的工作机会。哪怕南亚劳工事实上推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繁荣，1911年，美国国会专门调查移民问题的迪林厄姆委员会做出结论，这份臭名昭著的报告仍将南亚裔移民置于鄙视链的底端，谎称南亚人“普遍被认为是迄今准许进入美国的最不被需要的移民种族”。该报告暗示只有西、北欧白人移民才是美国理想接纳的群体，而摆出“科学种族主义”等伪科学证据“论证”亚洲的移民天生低人一等。同时，“印度人入侵”和“头巾潮”（Tide of Turbans）等词频繁见诸报端，煽动起全美恐慌，为立法排斥南亚移民做了舆论动员。
20世纪10、20年代的立法排斥与司法判决彻底葬送了南亚移民的“美国梦”。鉴于南亚人名义上是英帝国国民，美国不敢像排斥华人那样以种族为标准，以免造成英美矛盾。20世纪10年代，美国采取了拒签和立法两种手段排斥南亚移民。美国海关官员托辞于南亚入境者可能给美国社会造成潜在的“公共负担”，该群体的拒签率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10%骤然升到了1911-1915年间的55%。美国排外主义者觉得这还不够，故《1917年亚洲禁区法》将西起阿拉伯半岛，东至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在内的亚洲区域划为“禁区”，包括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亚洲人被禁止移入美国，彻底堵死了南亚人合法赴美的渠道。而雪上加霜的是，已经在美国、取得美国国籍的南亚裔因1923年新德诉美国案的判决，被全部剥夺了美国国籍。巴加特·辛格·新德（Bhagat Singh Thin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美军服役，战后因此获得公民资格。他是一名印度雅利安人的后裔，属于高加索人种，生物学意义上属于《1790年归化法》所定义的“白人”范畴。然而，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他们不属于普通人理解的“白人”，不仅今后不可入籍，已取得美国国籍的南亚人的归化过程不合法，应被驱逐。
知名亚裔美国史学家李漪莲（Erika Lee）认为，新德案及其判决落实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剥夺国籍的努力”。比华人作为第一批被禁止入境的种族更甚的是，新德案的“屠刀”挥向的不仅是还没入境的亚裔，也扩大到了已经入籍、遵纪守法的亚裔。受此案影响，超过五十位南亚裔美国人成为了“无国籍人士”。这些人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能在排外的大背景下入籍的普遍是收入颇丰、有一技之长的精英。只有大众眼中的“白人”（即西、北欧人）才能入籍，这体现了美国排斥移民时代对“白肤色”的极端狭隘定义，认为亚洲移民不可能“美国化”，折射出美国人对自身国族认同的忧虑，穷尽手段避免亚洲移民影响白人社会的种族秩序。
新德案判决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加州曾通过《1913年外国人土地法》，禁止“不符合公民资格的外国人”拥有农田，这实际上背叛了曾为当地农业繁荣挥汗如雨的亚洲移民。一位因新德案沦为“外国人”的南亚裔美国人维什诺·达斯·巴盖（Vaishno Das Bagai），受该法所迫，不得不变卖他的产业，而因为从事反英运动，他也回不了南亚，走投无路的巴盖选择自杀，遗言中将他的遭遇作比：“生活在一个镀金的笼子里值得吗？这边是障碍，那边是封锁，后面是烧毁的桥梁。”
另一个受新德案影响的家庭是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与玛丽·达斯夫妇，其不幸揭示了更深层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纠葛。塔拉克出生在孟加拉，读书时加入反英社团，在英国的通缉下流亡美国。他凭借良好的读写能力，受雇于美国移民局温哥华的检查站。他利用职务之便，培训南亚入境者应对检查官盘问的技巧，掩护了大批同胞入境。塔拉克还创立了加拿大印度斯坦协会（Hindustan Association）并出版《自由印度斯坦报》（Free Hindustan），这是北美印度民族主义活动的先声。他以该报编辑的名义给俄国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督促后者谴责英国的暴行。然而，托尔斯泰在这封著名的回信，《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中反对以暴制暴，主张不抵抗思想。圣雄甘地重印了托尔斯泰的回信，并以此为养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甘地的非暴力路线和塔拉克、巴盖等人的暴力路线，是印度独立运动的两个重要思想分野，达斯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一封信，间接促进了另一条抵抗路线的诞生。
塔拉克·纳特·达斯与玛丽·达斯夫妇（图片来源： https://sai.columbia.edu/content/mary-keatinge-das-lectures）
英国很快注意到了塔拉克，通过美国移民局向他提供了两个选择：停刊或者失业。塔拉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加拿大殖民当局只得决定不再寄送他的报纸。他投考了美国的一所军校，尽管在校成绩合格，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授予学位。考虑到英国国籍使自己在英帝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可能被捕，1914年，在历经多次申请入籍被拒绝后，他终于被归化为美国公民。之后，他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动身前往英国一战时的敌国——德国，组织印度独立恐怖活动。然而1917年，他刚回到美国就获刑22个月。当时有社论认为南亚人是能给美国社会也带来危险的“革命者”，以塔拉克、巴盖为代表的南亚裔美国精英投身爱国运动，反而为自己族群在美国的声誉蒙上了阴影。
玛丽是一位出身贵胄的美国白人女性，她的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徒。她积极投身为妇女争取普选权的社会运动，还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创始人之一。共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让她与塔拉克情投意合，1924年喜结连理。浪漫的经典剧目总会在历史上重演，三十多年后，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博士生在伯克利校园附近的一场民权集会上，控诉美国对黑人的压迫与曾经自己祖国的英国殖民者无异，这让在场的一位印度女士印象深刻，并主动向他介绍了自己。没错，两人日后成为了哈里斯的父母。共同对种族平等的追求让他们和达斯夫妇一样，冲破了肤色与国籍的障碍。只是，达斯夫妇远没有他们那么幸运。
读者可能已经猜到，塔拉克因为新德案的判决，失去了来之不易的美国国籍。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玛丽也会受牵连而失去自己的国籍。因为当时的英美普通法有“嫁夫随夫”的传统，女性一旦结婚，包括财产在内的一切民事权利都受丈夫庇佑，这种“封建糟粕”否定了女性的独立地位。美国的反移民政客据此推理，妇女的国籍也应当依从丈夫的国籍而定，因此《1907年遣返法》规定一旦美国女性嫁给外籍人士，自动丧失美国国籍，可该法并不作用于娶了外籍女子的美国男性。立法者实际上以“嫁夫随夫”为名，行排斥移民之实。歧视移民与女性的两条罪恶之河同流合污，大男子主义的政客和他们背后的选民将本国女性物化为自己的附属品，“我美利坚女儿怎能落到外国人手里呢”。尽管随着1920年美国女性获得普选权，《遣返法》变得不合时宜。于是，《1922年凯布尔法》恢复了大部分外嫁妇女的公民身份，只是嫁给亚洲移民的美国妇女依然不能恢复国籍。
愤怒的玛丽于1926年托人在国会作证，还在《民族》杂志上控诉《凯布尔法》的区别待遇：“一些众议员和参议员......认为，美国主义的理想应该阻止任何美国妇女嫁给任何外国人，尤其是亚洲人。” 吊诡的是，亚洲移民的白人妻子通过分享她们的家谱来证明她们“纯正”的美国性，从而捍卫她们美国公民身份的合法性。然而，驱逐她们丈夫的逻辑恰恰是，这些移民永远不会美国化，成为“地道”的美国人。白人妻子的恳求与她们的丈夫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国籍形成了悲剧性的反差。在排外主义者看来，对方的恳求反而基于己方的逻辑。有人劝玛丽与塔拉克离婚即可恢复国籍，她拒绝了，爱情与国籍，不应该是一道单选题。达斯夫妇终生为在南亚和北美的南亚裔的福利而奔走，其传奇般的一生与美印两个大国的浮沉唇齿相依，他们仿佛遭受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不公，成为种族与性别双重歧视的受害者。
正义姗姗来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取得中国等亚洲盟友的支持，美国政府重新允许华人入境和入籍，后来《亚洲禁区法》也被废止。1946年，美国修改了对南亚裔歧视性的法律，重新允许“土生印度人”入籍。次年，印度正式独立。再一年，亲眼见证自己和丈夫奋斗终生的目标逐一实现的玛丽·达斯，与世长辞。1952年，塔拉克终于回到了阔别依旧的故乡，作为民族独立的英雄享受民众的热烈欢呼，可是玛丽、巴盖都已经看不到了。这些英雄没能亲眼见到独立后南亚的鸟语花香，可他们为大洋两岸的南亚裔谋求公平与福利所做的努力，不会被后人忘记。南亚裔美国人今天的社会地位皆归功于先驱们的不懈奋斗，《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亚洲移民规模更得以迅速提升。
今天的南亚裔美国人在政商两界大显神通。除了史上首位南亚裔副总统哈里斯外，本届国会还有5位印度裔和1位巴基斯坦裔众议员，甚至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初选在党内最大的挑战者尼基·黑利也有印度血统。而大公司印度裔CEO就更多了，他们领导的公司有谷歌、微软、Adobe等，不胜枚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南亚裔人才的跨国流动比一百多年前远渡重洋的先辈容易许多。与轮船公司扮演同样角色的是印度人在海内外开设的“劳力行”，根据学者项飚的研究，这些劳务公司对印度技术劳工的高效配置使之适应了全球资本的需求。南亚人借信息技术革命的东风成为了美国就业市场的宠儿，与血泪过去不同的是，他们终于掌控了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今天印度人成功还得益于英国殖民的遗产——英语，更好的沟通技能帮助印度员工相较于其他英语非母语的雇员脱颖而出。印度凭借与美国良好的关系，得以巩固来自本国的移民成为美国科技行业最稳固、最庞大的外国劳工群体的优势地位。当下，越来越多的南亚裔到美国读书、工作，成为像哈里斯母亲那样的专业人士，有一技之长又积极参政议政，综合种种有利条件共同造就了南亚裔从过去受驱逐到今天受追捧的逆袭神话。
时光荏苒，虽然历史翻去了它残忍的一页，力透纸背的血腥味仍提醒着今天的我们：20世纪初南亚裔的悲惨遭遇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交织的后果。英帝国造成了他们的背井离乡，美国剥夺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英美联手惩罚推动民族独立的南亚精英，让他们成为无处可依的流亡者。种族主义还与男性至上主义“臭味相投”，涉外婚姻沦为美国政府打击移民的手段。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男性至上主义，在历史上其实剪不断、理还乱，互相为彼此打掩护，实为共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行移民改革，南亚各国取得民族独立与保护外侨的全权，南亚裔美国人的权益有所恢复。而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印度裔移民凭借母语级别的英语水平、劳务中介体系和印美良好的双边关系等因素，一改百年前被排斥的地位，终至能够角逐总统的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