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朱格锋罗雄飞，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兼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英国工业革命机理及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经验

facai369 音韵和谐 2024-12-2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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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格锋，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罗雄飞，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看作生命有机体，并从人的实践理论、劳动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维度对它的发生机理和发育发展原理进行把握。在此理论分析框架内，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可得到合理说明。随着欧洲市场的发育、深化和世界性扩张，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大众消费的持续增长，引发了大众商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形成了市场需要跟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这种矛盾运动孕育了技术革新的内在需要，这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根本原因。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工业化道路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必须要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大众消费需求的拉动，而在“世界历史”时代，对生产和需求的考察都必须着眼于国际性分工和经济关系。

关键词：工业革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世界历史”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经验

历史已逝去，逻辑犹可追。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至今影响着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何发轫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人类。为揭开这一谜底，学术界就此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研究。然而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1]6笔者在综述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做出新的阐释，并结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对该理论的外在效度做出进一步的检验和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就其影响而言，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氏认为，英国偶然的煤炭资源禀赋和众多的殖民地“福利”，是导致其最先开启工业革命的根由。[2]在他看来，由英国引领的泛欧工业化还导致了中国和欧洲自19世纪在发展道路上的“大分流”。“大分流”理论虽备受质疑，但它改变了过去长期以英国或欧洲为观察坐标的传统，兼顾了英国场景与世界舞台，让人耳目一新，并引发了对工业革命话题的持续讨论。彭慕兰之外，一些学者以聚焦英国为主或在西欧不同国家间做有限横向比较观察，注重从本土和共时性维度发掘独有的内生机制；一些学者侧重中西对比及纵向回溯，倾向于从他者和历时性维度给予外部检验和历史说明。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可基于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多寡而区分为单一因素和复合因素两种类型。

在单一因素类型论述中，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权）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3]。《延续、偶然与变迁：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的作者里格利认为，英国之所以率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在于它首先摆脱了依赖有限土地的高级有机经济，而转向可获取充足动力的矿物能源经济。[4]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解释到，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下降，在国内外的利润也下降了，为遏制贵金属和商品在亚欧之间的反方向流动以便在贸易中胜出，欧洲就产生了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以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和强烈刺激，所以就有了后面的英国工业革命。[5]王国斌、罗森塔尔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则说明：“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的根本原因，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之中了。”[6]

在复合因素类型叙事中，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认为，作为双元革命之一的英国工业化的突破，无论归因于国内市场抑或是出口市场，都不够全面，因为还有第三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即一个愿意为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或进行殖民的政府。[7]弗里斯的《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认为“西方之所以发生了工业化并逐渐变得富有，是因为在18、19世纪，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运行有序不实行干预政策的国家政策体系以及高度开放的社会。”[8]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中论证了，“只有18世纪的英国才把政府支持创新、宗教自由、相信科技、科学家注重实验而不是依赖逻辑这几个条件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合作，实现了向工业社会的飞跃。”[9]艾伦的《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认为，工业革命说到底是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高工资、廉价的化石燃料、发达的棉纺织业、先进的冶金和蒸汽机技术）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10]范赞登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里提出，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工业革命是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内在激励和经济结构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11]343-344此外，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从以往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划分为五个演化阶段的“胚胎发育”理论，并强调到今天为止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1]239-254

在基于单一因素的研究中，无论是基于经济组织（产权）、能源抑或是资本、政治，尽管都展现了作者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整合各种社会机制的超群能力，但囿于分析框架的狭隘，其解释力尚显不足或者牵强附会，甚至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予以混淆，倒果为因，用现实裁剪过去，以逻辑扭曲历史。而对于复合因素解读来说，始终没有很好说明这些不同原因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而相关比较性研究在为某些解释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对其他一些观点进行了削弱，导致破绽百出。以上解释，还存在忽视人的缺陷，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现实实践对社会演进的作用。

工业化过程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些前工业化时代诸多相关要素的简单相加就必然通向工业化之路，更不能把工业化过程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结果当成原因。工业革命的革命性意义，一方面在于它促成了生产力的空前提高，跑赢了与人口增长的竞争比赛，使人类得以摆脱“内卷化”特质的“马尔萨斯陷阱”；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从此步入了一个‘世界历史’时代。”在他看来，产生和形成“世界历史”的质点正是发端于英国的大工业，因为大工业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进而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民族国家的历史遂发展为“世界历史”，自此“环球同此凉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他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部分，必须基于他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才能进行整体性理解和把握。根据该理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生命有机体，并从人的实践理论、劳动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维度对它的发生机理和发育发展原理进行把握，从而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有力的解释框架之内。马克思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亲历者和结果见证者，更是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英国问题的理论观察者和研究者。正是在对英国经济社会进行典型解剖的基础上，马克思写就了鸿篇巨制《资本论》。因此，在试图回答第一次工业革命缘何“非英莫属”时，于“陈词滥调”之外，我们可以聆听一下源自于思想大师马克思的声音。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很难真正解开这个谜团，而必须像马克思那样，首先从本质意义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机理。只有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欧洲市场的发育、发展进行超长期的考察，这个问题才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说明。

二、实践人本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做出了大量阐释。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构成了主要的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摈弃了仅仅对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一般抽象理解的做法，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把抽象人本主义转化为实践人本主义，把抽象理性主义置换为科学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正是在现实的活动中，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性的社会存在物。这体现了存在的先在性意义，同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决定作用。这种实践人本主义，不属于抽象唯物主义，也不属于唯心主义，甚至不属于抽象的原理性哲学，同时又吸收了两者的合理因素。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2]3在这里，马克思把实践提高到了对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位。这些思想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立场，马克思逐渐建构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原理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包括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一般机理即人的实践理论、劳动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层次。人的实践理论主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异化理论旨在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做出解释，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为人类社会作为具体整体的内在关系。前两个层次属于社会机体和社会关系的发生机理，第三层次属于社会机体整体联系和生命发育发展原理的抽象概括。

人的实践理论，是社会发展最基础的理论，是社会存在的发生论。社会存在的生成以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生命机体，个人成为社会的“细胞”，社会存在以及整个社会关系是无数个人在现实环境的实践中生成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物化的结果，这同时也是自然的人化、主体化。人的物质生活环境，最先表现为单纯的自然环境，随着人的实践的不断发展，自然不断人化，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外化为社会存在，形成另一种自然，即人创造出来的强大的对象世界。在这种人与物质生活环境的关系中，知识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知识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自然越来越人化，环境不断改变，处于环境中的人也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但人跟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则是始终存在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3]37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环境中的人，总是要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可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他想要获得自身需要的满足，而外在环境却制约着他的满足。这样，人和客观的环境就必然产生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人会产生受抑制的感觉，同时又会产生摆脱环境束缚的动力和激情。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4]由于这种激情，人有一种通过实践满足自身需要的创造性冲动，人的智慧因此萌芽、发展，进而积极寻找、发掘外在客观存在对人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并经过探索获得特定的知识，接着再次通过新的实践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获得推动。这种基于人的实践的社会存在的生成理论，从人与现实环境的矛盾运动角度说明了人的认识的动力及其认识水平如何确定的问题，说明了人类知识的发生问题，确切回答了人们在现实环境中的实践为什么是“有目的”的活动，解答了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生成的最本质把握，也是对人和社会的生成发育的最本质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5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的这种生成论，同时还包含人们的革命实践，在生产力发展受到社会关系的严重制约时，人们通过革命实践改造特定的社会环境，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

马克思这里关于实践的思想，也就是他对劳动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思想，对劳动异化和私有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对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说明；在《资本论》中，他再次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解剖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典型对象，深度分析了劳动的异化和消除。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首先是历史进步的内在要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异化和异化的消除都是通过知识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的。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以人的经验的感性活动及其现实条件为基础，把劳动异化和异化的消除当作一个历史过程。人在现实环境中的实践活动引起存在系统的内在矛盾运动，这种运动是社会存在作为生产力的生成运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从而引起劳动异化，这种异化由于部落冲突而加深，诱致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3]28这种把分工等同于私有制的思想，就是劳动异化的思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等于私有制，而家庭内部的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是劳动异化的开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达到最典型的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完全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劳动异化理论科学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抽象人本主义作为理论前提和价值立场的错误做法，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劳动本质和典型表现。如果说人的实践理论着重于生产力的生成问题，那么，这里着重的则是从根本上理解生产关系。劳动异化理论是基于实践人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一般的本质的把握。

马克思对劳动和人的理解不同于黑格尔的抽象精神，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抽象，他对劳动异化的说明始终是跟人的感性活动和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社会机体整体联系和生命发育发展原理的抽象概括，它以人的实践理论和对生产关系的科学剖析为基础，不能离开前面两个层次把它当作一种教条。如果说人的实践理论是对社会生命机体的发生学把握，它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显示了人化自然和社会的主体化特征，那么，唯物史观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体现了它作为生命机体超越个人的客观发展方面。只有将这种唯物史观跟人的实践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理论特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以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的逐步实现为轴心，因而不同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般的趋势。但是，不同社会的发展轨迹、发展进程“怎样”，总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任何偶然可能会影响其发展轨迹。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把握历史发展及其具体进程的科学理论，是把握不同条件或不同历史背景下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直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我们历史地具体地考察特定问题的方法论思想。恩格斯晚年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思想方法是一体两面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的实践理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当然，这里说的人的实践理论，虽具有某种本体论意义，但不是传统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更不是唯心主义的本体论，而是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与社会的生成论。这种“本体论”“认识论”从属于社会发展原理，而不属于抽象的原理性哲学，它以自然和社会存在为前提，强调了认识对象、认识材料和工具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先在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尽管包含着工具意义上的含义，能够包容和统摄以往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成份，但从根本上说，他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原理和较为具体的规律，方是其思想方法的灵魂所在。因此，对经济关系、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的考察，依其原理，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背景条件下予以观察，必须放在社会发展的有关整体性联系中加以考量。

三、生产力进步、欧洲市场的发育与英国工业革命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表明，人的需要与环境对需要的满足所引起的制约作用，形成一种矛盾和张力，激发着人们改造环境的激情，促进人们认识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活动获得的知识一旦转化为技术性或制度性社会存在，生产力必然因此发展起来。具体到英国工业革命，这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人类社会开始逐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人的实践理论即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息息相关。可见，从这样的社会发展理论来把握英国工业革命，必须把它放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整体历史演化中来考察，必须从知识进步和基于现实需要的市场的发育入手，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欧洲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英国在欧洲国家的产业分工链条上的特殊地位进行具体的考察，其源头可追溯到11-14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盛世。

欧洲封建制确立之后，随着秩序的稳定和相对和平局面的持续，人口逐步增长，人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的生存资源逐步形成一种张力，生产力因此出现新的突破。自10世纪末开始，马耕逐步推广开来，几头牛牵引的重犁日益得到广泛应用，三圃制得到普遍推广，人们掌握了作物轮种的技术，大片土地得以开垦，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发生了巨大进步。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进步，使得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开始有了更多的剩余，这使封建贵族能够得到的剩余产品大幅增加，他们不再满足于多个庄园轮流供奉种类有限的实物剩余产品，而希望以货币地租取代传统的实物缴纳，以便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满足自身多方面的需要。由于欧洲土地制度实行各级贵族分级所有，领主拥有领地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征税权，土地交易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随着货币地租的增加，动产成为贵族可以自由支配的主要财富，而奢侈消费则成为贵族显示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这种发展和人口进一步增长，这使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出现剩余，农奴的逃亡一定意义上得到农奴主的默许，工商业城市因此复兴起来。初期逃亡的农奴并非终日耕作的农夫而大多是手艺人，他们逃亡到一些便于获得原料、能找到固定买主的地方，逐步发展成西欧第一批工商业城镇。由于农业增产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贵族的奢侈消费和多元化需求，导致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城乡的分工成为可能，大多数手工业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且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封建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地租，以解放农奴身份为条件，鼓励“剩余”的农奴开垦荒地，一些骑士和教士也往往招徕“逃亡”的农奴开垦荒地，获得更为独立的地位。这就是拓殖运动和“解放运动”。随着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拓殖运动的开展，欧洲农奴制趋于解体，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所造成的市场条块分割逐渐被打破，从而为更大范围的市场发育和分工发展提供了可能。欧洲市场的初步发育，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增加是市场发育的基础，贵族的奢侈消费以及对货币的渴求，则是商品交换、市场发育、工商业城市兴起、城乡和整个社会分工发展的促进力量。这种奢侈消费在促进分工发展的同时，也使不断增加的人口转变为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当然，这种市场发育起初还是一种量的发展，还不足以引起整个社会的质变。由于更多依赖贵族的奢侈消费，工商业对封建贵族具有依赖性，行会制度的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也是模仿着乡村的封建制度。但是，随着这种基于分工和交换的生产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生产力便必然要摆脱传统的政治统治模式，作为异化劳动，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力量，并作为资本的生产力改变着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它促使分工和市场进一步发育，并在某些国家的制度方面、法律方面不断解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生产力的质变提供条件。然而，我们不能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简单地归因于这些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本身又是更深层因素不断发展的结果。

至14世纪，欧洲形成了南北两大主要贸易区，即南方地中海地区的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诸城市、北方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佛兰德尔。南方贸易区主要面向贵族的奢侈消费，垄断着贵族消费的高端市场，北方贸易区则主要经营除毛皮外的大宗廉价商品，面向大众消费为主。南方工商业者还垄断着对东方的贸易，他们将东方的香料、胡椒贩运到欧洲，以满足贵族的奢侈消费，并获取巨额利润。因此，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一些地区，商品经济似乎更具活力，在几个世纪内主宰了欧洲的主要贸易。随着分工和贸易的发展，这期间西欧的人口出现加速增长。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指出：“在公元1000-1500年期间，西欧的人口增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其中北部国家人口增长又明显快于那些靠近地中海的国家。”[16]据估计，这期间西欧的人口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6000多万。人口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日益扩展的分工中，这必然引起大众消费的低端市场的发育。这一市场由于商品价钱低、利润薄，它必然受到那些面向贵族奢侈消费的行会手工业和南方贸易区的忽视。这一市场的供给，是由波罗的海的贸易和英国的生产来满足的。因此，在欧洲最初的市场格局中，英国处于欧洲产业链条的低端。

到了16世纪，富裕工商业者的崛起打破了欧洲身份型社会关系的固化模式，他们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激励着那些不甘“平庸”的人，这些人到处追求财富，以便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样，作为欧洲典型的西欧经济就一步一步走上了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一个商品经济体系，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前的“价格革命”也强烈地刺激了西欧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7]

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欧洲掀起一场广泛的殖民活动。到18世纪，英国通过战争称霸海上，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并控制了主要航道和殖民地市场。殖民活动将欧洲的分工关系进一步国际化，也使商品市场进一步全球化，可以说，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统治是它能够在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的重要保证。与此同时，由于西班牙、葡萄牙从美洲大量输入金银，引起欧洲的价格革命，使那些依靠长期租约和固定地租维持收入的贵族趋于没落，欧洲的市场结构遂发生巨大变化，贵族的奢侈消费趋于萎缩，而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海外殖民活动的深入，大众消费市场则迅速成长起来。这样，更多地面向大众消费的北方英国等地，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得到持续发展，那些曾经垄断高端消费市场、商品经济活动较活跃的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等地则趋于没落，欧洲发生了范赞登所说的“小分流”。[11]113

由于英国的商品生产与世界性分工和大众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它不仅通过农业革命推动了国内农业生产的转型，还依靠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以及跟殖民地的贸易保证了粮食安全。因此，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形成一种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大众消费市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此时，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持续增加、国际分工的扩展和大众消费的持续增长引发了大众商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这就形成了市场不断增加的需要跟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这种矛盾使英国生产者充满着扩大生产的渴望，从而孕育了技术革新的内在需要。这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根本原因。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表明，英国工业革命的突破口发生在棉纺织业而不是原本更为发达的羊毛纺织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棉纺织业跟大多数人的现实需要和成长中的大众消费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当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也可以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红白玫瑰战争和国教运动对教士和贵族力量的削弱、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君主立宪政体、充足廉价的煤炭资源等。但根本原因还是英国出口导向、更多地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起作用。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国王和贵族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样，资本的力量就能够起主导作用，进而才能够实行有利于资本活动的各项制度。这些制度当然有利于创新，但不足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在保障海外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工业社会，就可以说真正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指出：这种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13]60在这样一个时代，占有财富的欲望会迫使资本家把一切潜在的现实的社会需求挖掘出来，而追逐财富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压力，必然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进步，反过来，知识进步又促进着人类需求的升级，它们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随着世界性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导致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和单个商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强烈刺激和有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升级，以迎合不断增加的人类需求，这种不断逐高的需求和技术升级一旦达到临界点，必然引爆新的工业革命。总之，人类社会一旦进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知识进步特别是技术革命就进入了一种自我驱动状态，市场就会通过经济的运行自我开辟前进的道路。因此，资本尽管在这个时代作为异化劳动来发展自己，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市场经济却又是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它为人的最终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它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阶段。[18]

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取决于国内外大众消费的发展，而多样化的商品要获得规模化的需求，又需要发达的分工。由于大众消费及分工扩大才可能诱发工业革命，因此，在身份和阶层被固化的农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基于内生原因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便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只要停留于农业社会较为单调的生产和消费，就难以摆脱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型的开端，是欧洲市场发育和社会分工逐步发展且通过殖民活动扩展开来的产物，一开始就跟“世界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还表明，从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过程看，明晰的产权、自由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市场发育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发育的前提。在欧洲，市场机制能够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起初正是由于欧洲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难以自由交换，以至封建贵族不得不把动产当作主要财富来追求，且在剩余产品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形成奢侈消费的风尚，这对欧洲最初的市场发育是至关重要的。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土地转手才逐步发展起来。西方经济学往往把自由市场和产权当作理论前提和历史起点，这实际上是对更为发达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总结得出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理想化的”观念，然后“忘掉”自身发展的历史，倒果为因，不切实际地向后发国家推广。从这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从要素价格的差异来说明英国首先实现工业革命的根源。他们认为，英国较高的工资和便宜的煤炭价格促使生产者使用机器。可是，他们忘记了，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纺纱生产大多是家庭生产，最初的机器也跟能源价格无关，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对于被彭慕兰称为“工业革命早期景观的中心”的煤炭，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实际作用甚微。事实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煤炭产量才显著增加，之前的煤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家庭取暖。作为工业革命爆发风口的棉纺织业，前期主要靠风力和水利驱动，对煤炭的需求并不高，真正需要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动力直到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始得以广泛使用。即使煤炭资源相对不够丰富，价格并不便宜，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生仍然不可避免。英国照样可以通过强大的贸易和运输能力，从附近的法国或其他地方进口煤炭，就像不生产棉花却可以通过从遥远的北美和印度低价进来并最终做大做强棉纺工业一样。19世纪末，日本工业化急需的煤炭就主要进口于其他国家，“荷兰病”甚至证明了“丰富的资源有时不是祝福反而是诅咒。”因此，要素价格的因素最多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但绝不是工业革命启动的原初力。当然，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完善、产权的明晰又会反过来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嗣后的相互推动关系。而对这种相互推动的考察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国情，不能把历史发展结果得出的“模型”当作抽象的绝对真理。

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工业化的成功经验：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机理的一个例证

通过以上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西欧的历史演化进行整体考察所作的分析，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获得了合理说明，但这似乎还不够。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之后，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因的研究，学界多从中国工业化经验和英国工业革命对比的视角来进行观察。这些研究大都是通过在二者中间“找不同”进而用“中国式例外”去反驳他人的主张。而事实上，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的转型和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反而恰恰可以看成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机理的一个例证。这是因为，从长期分析的眼光来看，两者都是在缺乏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这样的所谓“前提”下实现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伴随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发育实现了工业化，而不是从完善的市场机制这个“前提”出发。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工业化的成就，自然离不开前30年打下的基础。不仅前30年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跟前30年的集体企业息息相关。鉴于笔者研究的主题，这里对前30年的工业成就无法展开说明。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历程看，其成就和速度似乎都超出了设计者的最初预想。可以说，中国用4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两三百年才能达到的工业化水平；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从工业化历程看，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初的15年至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中国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同样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加以解释，它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颇有些相通之处。

首先，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并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而这个时候，农药、化肥等生产性知识已经成熟稳定，由于具有后发优势，一旦农民收入增加，新的生产手段就可能迅速运用于农业生产。当然，此前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例子是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除了释放劳动力外，农业生产力提高也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市场。中国农民工对工业化的作用，就其基本作用而言，与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爱尔兰人”对英国工业化的作用是颇为类似的。并且，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土地产权都没有完全落实给农民，这不但没有阻碍工业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而反观法国，拿破仑为了获得农民支持，使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而客观效果反而迟滞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对外开放抓住了“世界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是出口导向，国内基础建设投资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生产需要。这种出口导向是基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背景，高福利、高成本导致发达国家资本外迁发展，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这样，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产业不断空心化，大众消费品的供给越来越依赖进口，这对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持久的需求拉力，中国乡镇企业因此异军突起，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也因此快速发育、深化；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廉价的要素价格吸引了大量外资到中国内地投资设厂，它们不但带来资金，还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技术和管理，并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总之，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从知识进步、分工发展和现实需求方面对我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知识进步（生产力发展）、分工发展和现实需求的扩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更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动力和条件。正是这种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充分吸收利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对比研究表明，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持续满足国际市场的过程。它们都是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合力而成为国际性大众消费的供给方，因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制造中心。没有不断成长的国际市场持续拉动英国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英国的工业化革命很难出现。没有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大众消费市场对进口的依赖，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发国家发展工业那么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建立高福利制度，因而资本输出更多的是占有国外市场，制造业不可能空心化。因而后发国家的制造业总是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进行竞争。

最后，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地方政府举办乡镇企业的热情和大力招商引资，他们的作用在市场发育过程中是无法替代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既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也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待培育，而培育市场和市场主体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等待它们自发成长是天真的。并且，地方政府发挥强大的经济职能，还是以私有产权不发达为基础的，正是由于私有产权还不够发达，各种要素才能在强而有力的行政体制调控下得到迅速配置。相比市场对要素资源的配置，这种方式节约了巨额的交易成本和大量时间成本。“在1978年至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增加到1890万个，增长了12倍；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增加到7020亿，增长超过13.5倍。到了2000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万亿，是1988年的16.5倍，1978年的225倍。”[1]35如果不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拘泥于西方经济学教条，这种快速发展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前提的欧洲市场的发育，起初也是得益于土地市场的不发达，而不是所谓明晰的产权制度。

五、结语

我们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机理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必须在思想认识方面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必须要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大众消费需求的拉动。而在“世界历史”时代，对生产和需求的考察，都必须着眼于国际性分工和经济关系。因此，必须把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二，虽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清晰的产权和自由化的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我们既不可能重走这种理念在历史上走过的自然演进之路，也不能片面地教条地把其当作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自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存在一些局限。它们是随着分工和大众消费发展起来的，却又因资本的本性限制着人的发展。第三，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尽管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但由于市场和市场主体还处于发育之中，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政府在工业化过程必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必然不断增强，并最终成为资源配置和后续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在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培养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来看，政府还担负着节制资本、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使命。第四，英国和中国的工业革命的经验还表明，提高农业生产力、保证粮食安全，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五，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市场的发育和扩大，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工业，就要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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