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同其总统武契奇宣布，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命运共同体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习近平主席在与武契奇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公平正义，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当地时间5月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厦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此前访法期间，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经过75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根植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中国愿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携手前行、共担风雨、共创未来。”
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引领。正如《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的：“人们普遍认识到，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
三大倡议里的中华智慧
三大全球倡议回答了时代之问，凝聚了各国共识，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智慧。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全球三大倡议的深厚底蕴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体悟。中国是一个儒释道并存的非一神教国家，全球三大倡议根植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众生平等作为思想前提、修齐治平作为行动逻辑、无为不争作为话语逻辑。
佛家治心——众生平等为全球共同发展、普遍安全提供了思想前提。根据《涅槃经》，“彼此之间、色也、或声、或香等种种之间、不分别对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各国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佛家还注重慈悲，菩萨“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为化解南北差距、动乱冲突提供了指针。中国在国际社会不仅尊重他国主权，而且大量援助发展中国家，促发展、保和平。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无偿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
2017年10月1日，中国第17批援刚果（金）医疗队队长王俊辉带领队员来到刚果（金）国际SOS儿童村，给孩子们分发食品和礼物，并开展儿童义诊。新华社
儒家治行——修齐治平为全球三大倡议提供了行动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子罕》）是中国人实现社会和谐平衡的路径。中国自古以来倡导“德不孤，必有邻”的精神追求，坚守“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奉行“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原则。《论语》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指和谐共处，先给予别人尊重（修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和谐共处，主张尊重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推崇多边主义和多样性，不推行干涉内政或强加自身价值观的做法。二指和平发展，积极作为（治平）。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强调通过合作、协商、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避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相反，“同而不和”是一种泯灭差别、无视多样性存在的话语霸权。中国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确保多极化进程有序且稳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合理的建设。《礼记·孔子闲居》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所以中国式多边主义秉持“天下无外”的理念，主张立己达人、开放包容，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
道家治名——无为不争为全球三大倡议提供了话语逻辑：伴随中国和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攻击甚嚣尘上，但中国绝不称霸。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就是大国要尊重小国，善待他国，才能容纳百川。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打破这一偏见的最好实例，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从安全观看文化差异
全球三大倡议尤以安全倡议最难为西方接受，这涉及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
中西方在底层思维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道”，认为宇宙万物皆受“道”的统摄，追求自然和谐与伦理道德的统一。这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将善与恶、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者、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西方视角下，国际关系被视为一个战场，各国行为被解读为零和博弈，其中一国得益必然使另一国的受损，基于稀缺的竞争观念不仅限制了合作的可能性，还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和不安全感。
2020年9月30日，中国维和官兵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现场清理碎石。 经过3天宿营安置、先期勘察等准备后，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官兵9月30日分组进入贝鲁特港口爆炸现场和市内街道区域，正式展开灾后重建援助工作。 新华社（赵文环摄）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大国间的权力竞争和安全困境，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安全十分稀缺，国家为了确保安全，往往采取进取性的战略参与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冲突和战争的发生。这可以帮助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经常误解或夸大中国的行为作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这种假设性敌对态度导致了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趋向于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体系。“小人同而不合”，基于对抗的联盟体系往往是脆弱的，其构建逻辑缺乏真正的共同利益，联盟内部缺乏深层次的合作和信任。西方短视的联盟战略忽视了与中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潜力，从而可能错失维护国际稳定和繁荣的机会。
在安全观上，中国传统更注重道德和集体的和谐，从而倡导一种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全球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协作解决，强调互利共生。而西方安全观则以个体主义、权力对抗和利益竞争为核心。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西方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
中国安全观的历史文化根源
总体国家安全观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4月15日创造性提出，反映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其与现代国际关系的结合。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中蕴含着许多中国与世界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这些传统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也能在实践中提供有效指导，为解决全球安全和发展问题提供方案和灵感。
2022年9月26日，观众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儒家构成了整体安全观的哲学基础。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主要支柱。儒家的“家国天下”思想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贡献体现在其主张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强调相互依存和共同责任。在儒家思想中，个体的安全直接关联到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平和, 这种全局的、整体的视角认为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处于安全状态时，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才真正安全。这种自小家到大家的扩展，使得家国不仅在物质层面上相连，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构筑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家国同构的哲学思想超越了传统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通过增强国家力量来确保安全的策略,倡导从全局出发寻求共同的安全解决方案，以促进长期和平与共同发展。
在探讨国家安全的多样性时，儒家还贡献了 “一多不分”的哲学思想，“一多不分”观指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道”（整体性而非单一秩序），是一种特有中国“德”性的，一种从森林看树木式的；事物从全体去看待，都是内在联系的。即将各种安全领域视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认识到各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安全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单一因素的相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各个部分协同工作。“一多不分”的哲学思维帮助更深入地理解安全的综合性，强调应对安全挑战需要整体的思考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此外，此外儒家思想强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认为部分在形式上可能各异，但都不脱离整体的统一原则。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全球各国一道和谐发展，才能确保中国的持续繁荣，中国的复兴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为全球安全贡献力量的机遇，两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道家的辩证思维为有效应对安全挑战提供指引。在道家思维中，阴阳转换的辩证思维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在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大系统中。阴阳不仅相对——“一阴一阳谓之道”，相互转换——“极而反，盛而衰”，还可相合——“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种思维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理解和处理复杂的安全挑战。以辩证思维来看，安全和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如同阴阳两面，不可分割。安全为发展提供必要的稳定条件，而发展则持续强化安全基础。同样，危与机也被视为一体，危中藏机，机中有危，危与机时刻处于转换之中，只要把握好机会就能化危为机。这种全面统筹的安全观帮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有效地应对挑战，推动国际关系平稳发展。
此外，道家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相安无事乃循道而行，一旦爆发战争，天下则会纷扰不宁。道家主张提高道德修养来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和谐与相互尊重，以道德治天下，而非武力服人。
墨家为持久和平的构想与实践提供了思想支撑。墨家的安全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表现在其主张的“兼爱”和“非攻”两大核心理念上。“兼爱”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非攻”则反对无谓的战争和攻击他国，认为攻国如杀人一样不义，不能打着“大义”的名号无端进攻他国。如若世人皆能明辩义与不义，则可实现天下“非攻”的和平状态。除去理论层面的讨论，墨家还涉及具体防御技术的设计。墨子本人是一位技术专家，他设计并制作了多种防御装置和军事机械，如云梯和盾车等，体现了墨家关于安全的实用思考，即通过技术创新保护民众免受战争侵害。墨家不仅构建了一套避免战争和冲突的伦理，也致力于实现技术层面的保障，这种道德与实用并重的安全策略，对现在的安全体系构建依旧有所启迪。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廖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