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杨宝康 ｜ 彭桂萼与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论，彭桂萼与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论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杨宝康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佤族历史文化和云南历史文化名人杨国翰、彭桂萼研究。先后在《史学月刊》《云南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公开出版《彭桂萼传》《佤族家园——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翁丁村调查报告》等著作6部。 摘要：彭桂萼是近代云南知名的边疆民族问题专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彭桂萼对云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边疆建设如何推进、如何实施边疆教育、基督教在边疆的传播影响及治理等诸多问题的探讨是其主要成果。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涉及的民族，主要有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彭桂萼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民族问题、力求让研究“以作实施政教的参考”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预见性。 关键词：彭桂萼；云南边疆；民族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引起了有识之士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把自身学术志趣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边疆史地之专门性学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高峰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云南学人彭桂萼是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史地，发表了大量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著，在民国时期的云南边疆民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彭桂萼的云南边疆民族研究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难以窥其全貌，亦未能深入。有鉴于此，笔者在多年关注彭桂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搜集彭桂萼的相关著述，对其边疆及民族问题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梳理和评介。 一、彭桂萼学术研究生平述略 彭桂萼(1908～1952年)，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人，字小圃，笔名有震声、丁屹等，是民国时期云南知名的边疆民族问题专家，在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1929年6月，彭桂萼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尝思应学学问浩瀚磅礴”，“矢志于继续升学，向前深造”，“不致彷徨歧途，受有失学之虞”，于同年9月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理科班。就学期间，他抱定“要以促进新缅宁的建设为己任”，不断吸收进步思想，自学大学文史。1931年，彭桂萼东陆大学预科理科毕业，回乡后在缅宁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35年担任校长。 1936年至1940年期间，彭桂萼对云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主要学术成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加以完成的。1936年暮春，彭桂萼就聘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教员兼校刊编辑主任。一走进双江的地界，就把经过地方的“所见所闻杂乱地记在笔记簿里”，“到后又率领学生到猛猛县城及教堂去观查。在校又不时找学生及当地居民来东问西问”。1936年10月，彭桂萼“参稽故纸，亲历实地之所得”，“举凡史地、物产、社会、政教诸大端，无不旁征博引，并蓄兼收”，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双江一瞥》。 1936年年底至1937年1月初，彭桂萼“竭数周之力”，主编了《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一书，于1937年3月出版。该书由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中国委员办事处委员张祖荫题词“收回双江勐勐教堂运动”和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题词“还我主权”。内容分为“开场白”“文卷箱”“公道话”“备忘录”和“呈准收回碑记”五个部分，其中“公道话”为彭桂萼以震声笔名撰写的《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和《为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敬告国人》两文。 1937年1月16日，彭桂萼代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参加中英两国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勘界工作，23日抵达会勘地澜沧猛梭，2月1日至3月14日受委为中国委员办事处随员追随勘界。随后对沧源设治局和耿马土司地等进行实地调查，3月25日回到双江，历时“2个月有半，行路1000余里”。在此次追随勘界和实地调查基础上，彭桂萼陆续整理发表了系列论著，翔实地反映了云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教育现状等诸多方面的情形。 1938年，彭桂萼出版了重要的史志著作《西南边城缅宁》。为撰写该著，彭桂萼从1931年开始收集资料，重点参考光绪《续修顺宁府志》《云南通志·缅宁资料》和《缅宁厅乡土志》等资料，多次采访何杏农、王仲泽和王右箴等缅宁文化人获取口碑资料，加之“积年的实地观查与调查所得”，于1937年7月至12月共6个月的时间撰写而成。 1938年8月，彭桂萼主编的《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出版。该书是彭桂萼基于自己的认识，将历史学家陈碧笙于1936年9月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的演讲内容加上自己及其他学者研究云南边地的文章合编而成。该书由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中国委员办事处委员张祖荫题词“唤醒边民”，收录了彭桂萼撰写的《从边地问题说到边地教育》《云南双江之茶叶概况》和以震声笔名撰写的《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四文。 1938年冬天，彭桂萼、邱振声等人在缅宁成立“警钟”文学社，创办了综合性刊物《警钟》，由邱振声担任社长，彭桂萼担任主编。《警钟》的办刊宗旨是研究学术，发展文化，教育民众，宣传抗战。除刊登诗歌、小说、杂文、散文、通讯等抗战文艺作品外，还刊登抗战论文、边疆研究、调查报告及作家书简、科学小品、爱国歌曲等。抗战时期，尽管《警钟》仅仅出版发行了6期，印刷数量除第5期印刷1000册外，其余每期只印刷600册，但是它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充满爱国爱乡的热忱，为云南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对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教育民众、发展边疆文化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抗战时期云南有影响的期刊之一，在抗战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1939年4月，《边地之边地》出版。该著写于1937年至1938年，分为“照相机”、“意见箱”和“闲话闸”三部分。其中“照相机”兼有学术和文学的特点，是作者实地考察双江、澜沧、沧源和耿马等地的边地实录。“意见箱”收录了《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建议书》和《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两文。“闲话闸”内容包括彭桂萼1937年2月、3月的日记汇编和他与双江县长李文林的21函书信往来。 此外，1937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勘定滇缅南段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和《外国教会与云南西南边疆之政教》。1938年，彭桂萼发表了《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1939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云南西南缅宁》，实名发表了《双江的茶业》《顺镇沿边的濮曼人》和《今日滇省之西南角》等文。1940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耿马土司地概况》。1948年，彭桂萼在昆明《正义报》1948年10月1日、2日、4日和5日连载《耿马改县的雏议》。毫无疑问，彭桂萼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对推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研究和民族学的发展大有助益，也奠定了其作为知名边疆民族问题专家的学术基础。1949年10月6日至12月14日，彭桂萼曾短期担任缅宁县长一职。1950年5月后担任缅宁县教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接着经代表选举和大理地委批准，彭桂萼又被选为缅宁县各族各界代表会副主任。1951年3月12日，在缅宁县减租退押运动中被错误抓捕入狱。1952年2月3日，在缅宁假暴动案中，彭桂萼被诬陷为“双缅耿联合游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而处死，享年45岁。1983年11月15日获平反。 二、彭桂萼的云南边疆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彭桂萼对云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边疆建设如何推进、如何实施边疆教育、基督教的传播及治理等诸多问题的探讨是其主要的研究成果。 针对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国民政府与民众该如何认识边疆、建设边疆，并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存在的严重问题，彭桂萼在其研究中阐释了一系列的认识和主张。在《双江一瞥》著作中，彭桂萼开宗明义，论述了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和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在这国家民族绝大危机的时代，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工作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片马、江心坡已被英帝国主义者抢去了，而班洪的警钟又震动我们悸怔的心灵，边疆问题，是何等的危急而严重呵！”他还认为，“我们觉得内地人不明边地情形不足为怪，若身居边地还不懂边情实大该愧羞”。对此，彭桂萼以云南双江县为例，从10个方面提出了“双江精神上、社会上、物质上应有的建树”：一是“行政须特定标准”。“省府对于县府，县府对于各区局，在不妨碍‘通令’当中，应给以相当的通融，决不要死弹墨线。而各区局对县府，县府对省府，更应切就地方特殊需要，拟定适合当前环境的施政方案，低头多做些于民生实际有利益的工作”。二是“相处应精诚团结”。“做官的要正心诚意，抱定为民众谋福利的宗旨，接近民众，勤求民隐”，“做绅士的要正大光明，替民众解除痛苦，化除畛域，助好官谋地方建设，联人民除贪官污吏”，“做人民的要监督贪污官绅，不为所诱”，“汉夷之间更须平等互助，切勿因种族差异而歧视”。三是“促使局所健全”。“局所为地方庶政推行的枢纽，要地方百废俱兴，人民得安居乐业，自须使此办事枢纽完整健全”。四是“力谋武备充实”。“双江位居云南西南边境，以对外言，去班洪不远，为国防的第二道防线，以对内言，汉夷参半，人心嚣浮”，应“充实军备”，“使双江成为一个小可以安闾里大可以固边防的县份”。五是“奠定省县教育”。“必须办到消极方面，把各苗民从迷信的宗教教育与麻醉的侵略教育中夺了回来，施以中国化的现代化的新教育。积极方面，使各民族受了公民、健康、生产、科学等教育以后，能够认清时代潮流，具有爱国观念。”六是“扫除库猛瘴毒”。“猛库、猛猛，一处产茶销遍全省，一处产米供应全县”，“惜乎瘴疠横生”，“双江官绅民众，应视扫除库猛瘴毒作最大工作”。七是“开发天然富源”。“中国地大物博，然而多数民众仍嚷饥号寒，流离颠沛”，“双江的情形，正复类是”。“财源处处皆是，惟看吾人能否开发利用而已”。八是“完成各地交通”。“道路通达而邮政畅行，则地方繁荣”，“欲谋建树，则交通的完成，实为急务之一”。九是“改进生产方法”。双江的“生产工具，每粗简陋劣，生产方法亦墨守成规”，应“予以指导倡率，陆续改进”，“将来再能利用科学方法，采用机械，则年丰岁稔，可以预期”。十是“革新生活式样”。“双江居民的生活，简朴的条件固然具有，而整洁安适即说不上”，应在衣食住用等“一一给以革新”。 《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一文中，彭桂萼论述了边疆建设的重要性并探讨了云南西南边疆问题解决的办法，具有重要的资政意义。他认为“边疆为内地门户，国防咽喉，与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有是皮之与毛，关系异常密切！但因从前朝野人士均视同化外，少加注意，以致喘延至今，尚蛮烟瘴雨，荒凉空虚，然正因其地位綦重，设施陋劣，故其迫于建设，远在内地以上”。“目前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实大有无所保障之感，有世外桃源之风的缅宁、云县、景东、景谷、澜沧、双江、耿马、镇康各县局历遭土匪烧杀抢掠，使居民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边民的生活既失保障，要政的推行更动遭滞碍，实在是云南西南沿边的隐忧巨患。”“我们在身受蹂躏之余，而求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得要点三端:第一，因边地民性，多喜远道经商，平时骡马成帮，疏通供求，幸而生意兴隆，即骤成富翁，跃为权贵；不幸而骡马病故，事业破产，即铤而走险，称霸绿林。且内地失业犯事之辈，亦多匿迹其间。第二，因各边县局枪弹缺乏，实力不充，即使遇了有为的官吏，亦苦于赤手空拳，徒唤奈何。第三，因西南各县局距腾冲、普洱两督署均在10站以外，以山脉的绵亘，交通的阻滞，再加以公文往返的迟延，每次发生紧急事变，督署的独立营虽疲于奔命，而赶到后匪已扰毕远扬，致人民只有供给饷粮的麻烦，未受乐业安居的实惠。”对此，彭桂萼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具体办法，即“莫若于相当地点，增置一总揽西南角各县局军民等政的较高级机关，而此机关的设立，似以缅宁为较适宜”，并期望“果能现诸实际，则上可以分省府后顾之忧，中可与腾冲、普洱两督署收联络之效，下可以督促散漫的各县庶政日进于坦途。消极方面，使云县、缅宁、双江、耿马、景谷、澜沧、镇康的治安得以保障，积极方面，有耿马、孟定、沧源等区局作建设开发的对象。地方安宁，就是国家的幸福”。 在《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一文中，彭桂萼指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缅宁、双江、耿马、镇康、沧源、景谷、澜沧、孟连诸县局又处云南之西南极边，实国防之要冲，关系綦重不待言。勘划界务虽为治边之起码基本工作，而欲其长治久安，实有待于继续作进一步之建设与整理”。根据云南西南边疆的现状和需要，彭桂萼对如何建设云南西南边疆从政治、军事、文化、垦殖等方面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一是“增设殖边大员”；二是“提高沧源政治地位”；三是“划西南边县为特别区”；四是“驻重兵于沧源”；五是“就猛猛、孟定、猛董、孟连辟飞机场”；六是“充实各县局军备”；七是“表彰拓边诸先贤”；八是“增设省立学校”；九是“设立电台，扩充邮路”；十是“开辟十字线公路”；十一是“兴办各地矿产”；十二是“移民垦荒”。 关于对边疆问题和边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彭桂萼在《从边地问题说到边地教育》一文中指出：“边地问题是目前中国各种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这里有来自帝国主义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侵略，而“教育能调和情思，启发识见，增进团结，储养人才，可说是边疆建设急务中的根本大业！”“边地教育，是边地问题中应首先给以解决建树的。”关于如何实施好边疆教育的问题，彭桂萼主张“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因、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地来设法想方”，提出了8项原则和途径：一是“要先施以语文教育供给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使他们对国语国文能看、读、写、作、说”；二是“要施以公民教育，晓以世界轮廓、国家情况、过去光荣、未来趋势，以激起爱护祖国的信念；三是“要多办分校与巡回学校”，方便学生就学，“把校址校舍充分活用”，“使学校编制充分变通”；四是“要施以科学教育，潜移默化，以扭转其宇宙观与人生观”；五是“要施以健康教育，使他们能清洁卫生，防疫免病”；六是要“施以生产教育，使他们能利用天然的富源，以供物质生活之需”；七是要“给以实惠，施以供费教育，以收其心，以济其困”；八是要“施以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使他们随时随地都受到教育空气的熏陶，不知不觉间追上新时代的大辇”。 1937年春天，彭桂萼“行路1000余里”，对双江县、澜沧县、耿马土司地、沧源设治局和镇康县的社会环境、教育现状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937年6月撰写了《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对双澜耿沧镇五县局司的教育问题提出了综合改进的12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镇康学区有更划的必要；第二，修建各省校校舍；第三，各省小应酌办师训及分校；第四，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应酌由各县局选送；第五，变通各省校领款手续；第六，专设区教育委员并严密县教育行政组织；第七，整理学款尽量宽筹；第八，学校配置须酌使均衡，使人民的教育机会均等；第九，厉行强迫就学，酌采变则编制；第十，充实县师设备，促进师资进修；第十一，注重民众教育，使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相得益彰；第十二，取缔教会侵略，须一面改善本国政教，杜绝边民外向之心，一面限制教会，以遏抑其文化侵略，始足以固边防而消隐患。彭桂萼给云南省教育厅提出的边疆教育建议，契合云南地方政府推广边疆教育的基本宗旨和改革方向。《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呈报云南省教育厅后，省教育厅“通令有关各县局校查照施行”。 关于基督教的传播影响及治理，彭桂萼也有比较理性的认识。1936年秋，彭桂萼在《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一文中指出，“由沿海商埠而内地城镇，由平门津沪至万里蛮荒，不有他们牧师传教踪迹的地方，可以说找不出来。单就云南西南边县双江、澜沧、车里三县而论，教堂学校竟达二百余处，而入教者竟达到三万人数”。“帝国主义者的御用阶级僧侣牧师，平居除收买人心外，复调查物产与险要，使其本国政府生阅报告而透悉边情，至是复干预民刑，左右政务，使教民与非教民间纠纷丛出”，“于是万里边荒即有改变颜色的危险”。他认为，“耶稣教在边疆著效能如此的一日千里，根本原因实由边庭的政教不行有以致之”。如“在教育上，对有文字的古宗、摆夷等既不能因势利导，予以改良，对无文字的栗粟、卡瓦、老亢、野人、倮黑等更不加问闻”，而僧侣牧师“竟能深入其群，就其语音制出文字，循循施以诱导，指识饥荒易受感化的夷民，那还不陷入迷魂阵，弄得神智昏沉？”彭桂萼接着提出，“亡羊可以补牢，失东隅可以收桑榆”，“政治方面，政府当局应下最大之决心，以大量的人力财力贯注于开发边疆，设治改流。边地官吏更应正心诚意，为民众除弊兴利，图谋幸福”，“教育方面，行政机关应均齐应顾从内地而推至沿边，负责人员应切实努力，由原人的识字运动以推达近代的科学文明”。“此外原有的教堂，如双江猛猛以不合法手续估占侵用者，应立予收回，如车里新加推广增置者应严加取缔。这样，政教齐举，标本兼施，自身的营垒既坚，外力的侵攘自熄，边疆的严密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均可操劵而得了。” 彭桂萼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一文中指出：“耶稣教是资本帝国主义差来的苏秦！只要有帝国主义的洪流侵入的地方，都有耶稣教徒的踪迹”，“建筑教堂，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是他们的法定工作；而收买人心，麻醉群众，调查实况，报告消息，便是他们的唯一使命。开口上帝，闭口救主，拆穿了西洋镜，所谓宣传博爱主义的牧师们都是带有十足的侵略主义的色彩”。他提出，“我们要抑制资本帝国主义的洪流”，“消极方面，应该把现有的教会教堂加以一度彻底检查，有以不合法手续侵越的须给以根本的取缔”；“积极方面，应该把我们的政教设施迅速建立起规模，使我们的民心再不会为一般牧师教徒所牵移”。接着，彭桂萼介绍了基督教在双江的传播情况，“双江有牧师传教的踪迹快已有30年的历史，美国浸信会牧师永伟里永文生父子以猛猛教堂为大本营，凭着政府的坚定信任与优越待遇，由于他们的巡回教学与苦口婆心，已经征服了数千教民的心，已经使倮黑、卡瓦两民族心悦诚服地变成了他们忠顺的奴隶”。然而，“他们的大本营双江猛猛教堂的土地取用并没有依照合法的手续”：其一，猛猛教堂建盖于1925年间，是时猛猛土司罕富文早因案革职，猛猛土司地已划归缅宁分县四排山县佐所管辖。永牧师等欲使用全县公地建盖教堂，未向汉官商洽同意而向革职土司罕富文之叔罕华堂接洽，强强动手划地建屋，自由行动。其二，永牧师未经“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即“自行建造”起“房屋”来，而且历经双江县长方际熙、黄源静、丁保琛诸任交涉，呈奉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及美国领事署核办，饬其交验“契约”均尽不见交验，更说不到“会同呈报该管官署核准”了，未免有意破坏中国法令。其三，继永牧师后的普光谦牧师1929年时又在原教堂地面上端添建一大间房屋，侵越土地在数十方丈之多。经过数次交涉，普牧师虽愿“拆屋归地”，而延悬数年屋未拆而地亦未归。所以，彭桂萼建议，“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是依法依理都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了”，而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时，“手续上，应由双江县府遵省政府通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1936年9月17日发布的《云南省政府训令》)，转达美国浸信会住糯福牧师永文生按照各种法定手续，自行前来登记。如过期不履行登记，或虽登记而有违犯各种规约情形，则双江应即行收回，以结悬案”。“条件上，教堂尚有可用房屋三间，应由双江按现时市价补清教会;而教会十余年来未纳之租金，应由房价中照数抵偿双江。”同时，猛猛教堂所在地“宽阔开展，平整高洁，空气、日光、饮料、卫生诸件无不得全坝之秀，故收回后不宜弃置，须给以最适当的使用”，“最好即于收回教堂所在地后，拨作省立双师固定校址，以奠定边教根基”。时任双江县县长兼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的李文林曾经公正评价：“最初发现具有收回之可能性者，本校教员兼编辑主任缅宁彭桂萼也”。更为重要的是，彭桂萼的建议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1936年9月17日发布的《云南省政府训令》基本理念一致，可谓相得益彰，因此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和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采纳，1937年9月4日，“奉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明令，准如所请，收回作省立双师校址”。 三、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 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涉及的民族，主要有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 彭桂萼的《双江一瞥》认为：“云南种族的复杂为全国冠，单就双江一县而观查，亦足证这话是确切的。这里有汉人，有摆夷，有倮黑，有卡瓦，有濮曼，有蒙化子，五花八门，各色俱备。”“汉人约占全县人数的1/2”，“摆夷约占各苗民总数的1/3上下”，“倮黑为原有土著民族之一，数量约占各苗民的1/3以上”，“卡瓦为野人之一种，有纯野之分，在本县者概为纯瓦，住居历史很久，数目约占2/6以下”，“濮蛮亦有统称之为野人者，数目次于卡瓦而多于蒙化子”，“蒙化子在各种苗民中人最少，约共二三百家”。他主张“汉夷之间须平等互助，切勿因种族差异而歧视”，进而指出“倮黑、卡瓦的刻苦耐劳，摆夷濮蛮的温柔和平，蒙化子的合群互助，汉人的清洁机警，最好能互相观摩化合，去各族所短而取各族所长，镕为一炉，交勉励进。至于摆夷的田土共有，婚姻自由，更值得各民族尤其是懂法理、重礼教的汉民的仿效”。彭桂萼对云南双江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时人了解各少数民族提供了翔实参考，更为后人从事上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一文，简明扼要介绍云南缅宁、双江、澜沧及耿马土司地、沧源设治局的情形。彭桂萼认为：“缅宁的汉人占十分之八，摆夷、倮黑、蒙化子、濮蛮、迷利等种占十分之二，生活习性多已同化于汉民，颇能精诚合作，无种族之隔膜。”澜沧“最多的为卡瓦，分纯野二种，种旱谷、猎人头，披发裸身”；“次多为倮黑，种洋烟，食杂粮，有黄倮黑与大倮黑之分，一切较卡瓦稍进步”；“再次为摆夷，有水旱二种，坝居耕田，优秀开化，甲于各夷民，尤以孟连、猛梭一带者为白皙聪俊。此外尚有阿卡、濮蛮、老亢、老缅、栗粟等夷族，生活各殊，风习亦异”；“耿马有摆夷省会之称，聚居各坝，种田营生。卡瓦、倮黑亦占多数，其他种族如濮蛮、崩竜、栗粟、回民、苗子、老亢、蒙化子等，则为数不少，均散居山崖水畔，营种植杂粮，牧养牲畜等生活”；沧源“种族以卡瓦最多，聚居于岩帅、蛮海、永和、班洪各山头，种鸦片及旱谷，强悍耐劳，好猎人头，喜劫掠，颇多崇信永氏耶教者；次为摆夷，居猛角董两坝，农耕为业，保守成性，其土司尚有相当权势；倮黑散居各山；汉人极少，仅岩帅、猛角董略有小部分而已”；镇康“有汉人、摆夷、本人、栗粟、倮黑、崩竜、山头等”。 彭桂萼在《顺镇沿边的濮曼人》一文中指出，“云南本来有人种博览会之称，尤其是它的西南边疆，更是夷民生息的渊薮，族类的繁多，名目的分歧，虽然经了很多人的研究调查，都还没有得出一个确当的数目或答案。濮曼人，便是这么‘诸色人等’中的一种”。就分布而言，濮曼人“差不多自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江心坡起，沿腾龙、顺镇、思普诸边区而下，至澜沧入缅越近边的关木止都有”。从族源上说，“在云南没有开化以前，濮曼人是云南的重要的土著夷民之一，就目前估计，他们的人口至少总还不下数万”。“在民族分类中，有的把他们归在瓦崩竜群里，有的归在藏缅族里，也有的归在泰掸族里”，“说他们是受泰化甚深而比较进步的瓦崩族，怕是更适当些”。“在莽莽的边荒”摆夷居住的坝子和卡瓦、倮黑居住的高山箐深“这两者之间，瘴毒影响不到，比平坝高超些的山崖水畔，躲在万竹帚天中的，那就是濮曼人的村落了”。“他们的村落，常由数十家，百家多蚁聚而成。周遭护有荫茂披纷的茨城或树棚，出入的总口上，也构成坚固的岗隘，那是防野兽或敌人的袭击的。在村落或村旁，都落有一业参天拔地的古木，叫做龙树林，是他们的神祗所寄托的处所，有时也就便作公墓地，每年总有一两次庄殿隆重的公祭，祭时不准生客通过。”此外，该文的内容还涉及濮曼人的住屋、服饰、饮食、婚姻、节日、宗教、疾病与治疗、丧葬习俗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彭桂萼对顺镇沿边濮曼人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时人认识、了解濮曼人提供了翔实参考，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布朗族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借鉴，为后来者研究布朗族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也是我国布朗族研究的开篇之作。 彭桂萼的《耿马土司地概况》对傣族的研究细致而全面，涉及傣族的分布、支系、衣食住行、婚姻、宗教、丧葬等内容，认为“摆夷属泰掸民族，北印度支那半岛，即滇西南、越西北、暹北部、缅东部，均为其广大分布地，有水摆夷与旱摆夷之分。在外形上，水摆夷男人留长发，女人桶裙不用带束，肤色较白皙，如车里及孟连勐梭一带的，即多属此种。分布于耿马的，则与双江猛猛、澜沧猛允、沧源猛董者同为旱摆夷”。衣食住行方面，“衣饰，男子多如汉人，包头巾或戴头套，案青黑普通对襟衣，家资好的着鞋袜，一般则赤足。所用布匹，除洋货及细软外，由纺织以至染缝，都全由自力制造。男子每于胸背腿臂诸部，纹刺花鸟兽形、文字等图案，涅以黑色，女子则又喜染牙齿成漆黑，以为成年的特别标识”；“饮食喜糯米及酸冷，早餐极早，晚餐常在黄昏后，日间随饿随食，听各人自由，菜蔬仅略以牛干巴及酸腌菜佐膳而已，食后辄嚼槟榔、烟叶、石灰、芦子等之混合物，染得满口血红”；“他们的住屋，耿马、猛撒、猛永三土城里，多汉式的瓦房，土司贵族的官署别墅私邸，更是金光灿烂，画栋雕梁，有如帝王的金銮宝殿。仍保持着本来面目的民房，则多属地鸡笼，遮哈、猛简两处，也有高耸的楼盏房，这些都是以草片竹木构成，三面抽陡厦，由村邻互助建筑的。屋内空阔，常以竹篱隔为二部，内为卧室，外为火房食堂兼客厅，火塘设在中央”；“不管男女老幼，都好作冷水浴，青年妇女，一天几乎有半天泡在水中，上身赤露着接见生客，亦不以为羞”。婚姻关系方面，“大概他们因住居亚热地带，男女交际又极端自由，故性的发育成熟，比汉人要早得多”。彭桂萼的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对耿马傣族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 四、彭桂萼云南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 彭桂萼云南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特点之一。如《双江一瞥》著作的资料来源，除了彭伯常编纂的《云南通志·双江征集资料》和县府一二十捆陈文旧卷而外，主要“是自己的观查与探究”和杨星辉、李寄柏提供的口碑资料。所以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在1936年9月1日给彭桂萼《双江一瞥》写的序中评价该著“参稽故纸，亲历实地之所得，条贯分明，记述翔实”。所以这种研究成果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时代的真实特征。 其二，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民族问题，力求让研究“以作实施政教的参考”，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另一个特点。如彭桂萼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中认为，“我们要抑制资本帝国主义的洪流”，“消极方面，应该把现有的教会教堂加以一度彻底检查，有以不合法手续侵越的须给以根本的取缔”；“积极方面，应该把我们的政教设施迅速建立起规模，使我们的民心再不会为一般牧师教徒所牵移”。鉴于“双江猛猛教堂的土地取用并没有依照合法的手续”，永牧师未经“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即“自行建造”起“房屋”来。因此，“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是依法依理都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了”。由于猛猛教堂所在地“宽阔开展，平整高洁，空气、日光、饮料、卫生诸件无不得全坝之秀”，所以建议“最好即于收回教堂所在地后，拨作省立双师固定校址，以奠定边教根基”。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和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采纳。 其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超前的预见性，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再一个特点。就思想性而言，彭桂萼的研究绝不停留在一般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注意对现象的深入分析。如他在《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一文中分析，“云南西南边县双江、澜沧、车里三县”的“教堂学校竟达二百余处，而入教者竟达到三万人数”，“根本原因实由边庭的政教不行有以致之”，解决的办法是“以大量的人力财力贯注于开发边疆”，“行政机关应均齐应顾从内地而推至沿边”，“政教齐举，标本兼施”。应当说，这种分析认识在当时是深刻的。就预见性而言，彭桂萼对边疆的开发与发展确有远见。如在《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一文中，彭桂萼认为“边民的生活既失保障，要政的推行更动遭滞碍，实在是云南西南沿边的隐忧巨患”，“西南各县局距腾冲、普洱两督署均在10站以外”，“致人民只有供给饷粮的麻烦，未受乐业安居的实惠”。因此提出了“莫若于相当地点，增置一总揽西南角各县局军民等政的较高级机关，而此机关的设立，似以缅宁为较适宜”的建议，并期望“果能现诸实际，则上可以分省府后顾之忧，中可与腾冲、普洱两督署收联络之效，下可以督促散漫的各县庶政日进于坦途”。1952年，缅宁专区成立，现为地级临沧市，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连通印度洋的重要节点，不仅是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预见性可见一斑。再如在《耿马改县的雏议》一文中指出“土司制度为封建专制政治的遗迹，衡以民主的建国精神大相悖谬，而且处在强邻四伏的今日，羁縻怀柔，也绝不是治边的正道”，“处在国家多故，滇缅关系加深，治安与禁烟成为严重问题的当前，对此毗邻缅甸的国防前哨耿马，应如何急加建设整理开发，实为本省行政中的一个迫切的课题”，提出了耿马“设治既早发端，便须照政府法令，参酌地方特情，研定步骤，加速努力，奠定根基，完成县治”的建议，进而强调“必须充分予以把握和解决的三个先决的基本问题”即土司的安置、边民的优待和官吏的慎选问题。由此可见，彭桂萼对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高瞻远瞩，在思想性和预见性方面确实高人一筹。 【注】文章原载于《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邵桦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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