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中国台湾寿险产品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台湾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公会
在中国台湾寿险产品演变的过程中， 政策因素扮演最主要的因素，而政策的背后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中国台湾推出全民健保计划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全面的社保导致中国台湾商业健康险的定位以补充为主，重疾保障病种少，医疗险以津贴为主。进入2000年后，面临利率显著下行，民众的理财需求被激发，中国台湾在政策上发展金控集团并制定养老年金税优计划，通过商业保险解决的民众长期理财需求的问题。
阶段一
生存保险主导（1960-1970年中期）
中国台湾主要产品为短期生存险和长期两全险，主要原因是 60年代中国台湾仍处于农业社会，保险观念淡薄但民众仍有储蓄需求。随着60年代末监管引导发展长期业务以及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意外事故增加（GDP中工业占比迅速提升至40%），同时恰逢石油危机物价暴涨，保险的保障属性逐渐引发重视，中国台湾寿险业也从日本引进了保额较高的生死两全险。
阶段二
分红保险崛起（1970年中-1990年）
当时市场利率较高（最高达16%），寿险预定利率较低， 财政部要求预定利率低于8%的产品分配红利，中国台湾进入强制分红时代。同时高利率伴随高通胀，寿险公司根据人们的长期通胀心理将产品设计为保额分红方式。届时增额强制分红养老保险（以两全形态为主）和增额强制分红终身寿险成为主流。
阶段三
健康险大幅发展（1990-2000年）
随着市场开放，中国台湾寿险市场已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中国台湾寿险业引入国外的生前给付理念，重疾险和重大疾病分红终身寿险开始热卖。同时老龄化加重（约10%）导致的政府推行全民健保计划，医保覆盖率大幅提升至96%，民众保险意识被激发，长期医疗险开始盛行。届时中国台湾投保率由27%迅速上升至109%，健康险占比提升至10%以上。
阶段四
投资型保单迅速扩张（2000年至今）
中国台湾市场利率持续走低（5%下降至1%），寿险业开始推出投资型保单，强调保障及投资的双重功能，包括变额寿险、变额万能寿险、变额年金、投资连结保险等。金融危机后消费者心态趋向保守，保本保息需求强烈，利率变动型年金受到欢迎。中国台湾寿险业开发短期储蓄险及高预定利率外币保单以应对长期利率变动风险，投资型产品占比逐渐提升至当前的36%。
中国香港
非投连险占长期业务88%，经济发展是推动产品演变的主要因素
中国香港保险市场主要业务分为一般业务和长期业务，从保费结构看，长期业务是其主流趋势。中国香港长期业务大致分为投资连结险和非投资连结险，非投资连结险下设终身、储蓄和定期三大类。总体上看，非投连险的规模占据长期业务个人寿险的88.5%。
表1：2018年中国香港地区总保费构成（单位：亿港元）
图2：2018年长期寿险业务保费结构（注：蓝色系为非投连万能类）
数据来源：中国香港保险监管局
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香港寿险市场产品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中国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居民收入和储蓄增多，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对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香港保险产品体系从专注于一般保险业务的偏财险类产品体系转变为纯寿险产品为主的产品体系。具体来看，中国香港寿险市场产品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
缓慢发展期，寿险业务并非主要业务（20世纪70年代前）
这一时期中国香港保险的发展与时代背景关系密切。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香港是远东地区的轻纺工业中心，随着经济的转型，火险业务开始蓬勃发展，意外险特别是汽车险和劳工保险也开始发展。
阶段二
转型发展期，人寿业务快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7年）
此时中国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制造业比重大大提升（70年代超30%；80年代超20%），中产阶级崛起，居民储蓄增多，人寿保险理念在社会上逐渐得到认同，人寿保险业务超过一般保险业务。这一时期，中国香港作为远东及亚太区经济金融中心，外汇不受管制，公司利得税低，大量跨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香港寿险市场，市场竞争加剧。这一时期的人寿保险险种主要有三类：储蓄型人寿保险、一篮子综合保险（寿险、危疾、意外保障）以及保障和投资相结合的保险。
阶段三
迅速发展期，投资相连保险兴起（1997年-2007年）
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银行业开始转型，加上2000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强积金计划，大量资金涌入市场。此外，中国香港人看重投资和储蓄，这些因素均助推了投连险的发展。2000年至2007年，中国香港非投资相连个人人寿业务保单从65.79亿增加至203.14亿港元，八年间增加2.09倍；投资相连个人人寿业务保单保费则从44.16亿增加至600.4亿港元，八年间增加12.46倍。
阶段四
稳健发展期，以非投连险为主（2008年至今）
金融危机后，保险公司的焦点转移到提供回报较少的储蓄保险和基本保障的寿险保单，投连万能险种的占比逐渐下降，非投连万能险种占比逐渐增加（2018年占比达88.5%）。从需求端看，中国香港政府虽推行强积金计划，但是占比较少（员工和雇主每月各缴纳员工月薪的5%），社会保障不足；加上中国香港社会老龄化程度较高（2019年达17.5%），人均寿命长（2019年中国香港的平均寿命为全球最高,达84.7岁），储蓄意愿强烈，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中国香港居民愿意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进行储蓄和保障（终身寿险在非投连险中占比最高），从而推动了商业保险的长期稳健发展。
新加坡
寿险产品演变主要受公积金制度影响，非投资连结型终身产品和储蓄产品占据主流
新加坡市场以个人寿险为主，个人寿险产品中，非投资连结型的终身产品和储蓄产品占据了主流。
新加坡产品分类与中国类似。按照是否具有投资属性，可分为投资连结型和非投资连接型。近年来非投连业务占比介于76%~82%，投连业务新单占比介于18%~24%，业务结构较为稳定。 按照保障形态，又分为终身险、储蓄保险、定期保险、其他(主要包含健康和意外险)等。其中，终身寿和储蓄保险合计占比超过70%。由于政府公积金制度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障，个人年金保险销售较少，2019年个人年金险新单保费占比不足1%。
图3：新加坡个人寿险市场按照投资属性和缴费方式分类占比
图4：新加坡个人寿险市场各类产品新单保费占比（2005-2019）
图5：新加坡个人寿险市场各类产品新单件数占比（2005-2019）
数据来源：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
新加坡寿险市场产品演变主要受公积金制度的影响。1955年政府推出公积金制度前，寿险作用通常被认为是储蓄；在公积金强制储蓄推出后，储蓄型产品占比下降，同时80年代后公积金制度拓展至医疗和家庭保障，此时终身寿产品“插空”演变为主力。随着社会在2000后步入老龄社会及医疗费用上涨，公积金个人账户放开，可购买商业医疗险、定期寿以及养老储蓄类产品，刺激民众购买商业健康险和定期寿，此阶段保障类产品件数爆发（约占60%）。
阶段一
以储蓄保险为主（1960年以前）
60年代以前，新加坡民众普遍认为人寿保险是养老的一种手段，忽视寿险在财务保障中的作用，所以两全储蓄保单受到民众的欢迎。
阶段二
终身寿发力，与储蓄保险并驾齐驱（1960-1990年）
1955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推行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存款制度（CPF)，导致居民储蓄需求降低。CPF最初是一种简单的养老储蓄和住房保障制度，雇主和雇员都向中央公积金缴费，缴费费率从1963年13%的达到1984年50%的最高水平，此后稳定在35%~40%。在高额的强制储蓄下，储蓄保险优势削弱，终身寿和储蓄保险的保费占比相当，各占45%左右。
80年代开始，公积金制度拓展至医疗、家庭保障等领域，成为一项综合保障制度。80年代推出了医疗储蓄户、健保计划，以解决居民医疗支出问题；90年代开始，推出家庭保障及家属保障计划，用于防范死亡或失能引发的债务风险。居民保障较为充足。
阶段三
投连险快速增长，医疗险与定期寿件数爆发（2000-2007年）
受益于股指走高，投资连结型产品大受欢迎。投连险保费贡献在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达到70%，件数占比也超过30%。2000年以后，新加坡个人公积金账户可以用于购买医疗险、定期寿以及养老储蓄类产品，促使定期寿和商业医疗险爆发。公积金参与者一共有四个账户，部分可以支付保险费用。此外，新加坡政府从2016年开始，强制要求每一家保险公司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简单、便宜的定期寿险产品，来促进行业正当竞争，减低价格，引更多人参保。
阶段四
回归以终身寿与储蓄险为主导的时代（2008年以后）
这一阶段，投连险降温，保费贡献稳定在20%左右，定期寿和医疗险的件数占比仍然最高（超过60%），成为新加坡居民的标配。传统寿险、储蓄保险回归市场主流，合计达到70%份额。
日本
医疗和养老需求产品占主导，社会结构变化及老龄化是产品演变主要推动因素
日本寿险产品按照保障范围分类，医疗和养老需求的产品占主导。主要分类如下：生存及死亡保障（侧重储蓄及死者家属保障），包括终身寿、定期寿、养老保险（两全保险）；养老保障，包括定额年金、变额年金；医疗需求，包括医疗险、癌症险、特定疾病保险、长期护理险；其他，包括变额保险（相当于投连）、失能保险、儿童保险等。
图6：日本人身险产品类型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LIAJ
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是日本产品体系演变的主要推动因素。从50年代至今，日本商业人身保险从以生死两全保险为主，向以健康险为主过渡。80年代之前，日本社会结构较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增多，人们对死亡保障和遗属生存保障的产品需求更大。而在8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结构改变，老龄化日趋严重，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医疗保障和护理需求上升，保险公司相继推出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而政府也在社会需求下增加老年人健康保险、长期保障保险等社会保险，并于2012年在税收上给与商业健康险优惠，健康险逐步成为主流。
阶段一
以养老险（两全）产品为主（1965年之前）
65年之前，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刚刚恢复，劳动力人口开始稳步上升，当时日本人偏爱储蓄，喜欢可以既得到生存金又得到死亡金的两全保险，因此普通的生死两全产品占绝大多数。
阶段二
附加定期两全产品快速增长（1965年-1980年）
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于70年代出现一代婴儿潮。当时日本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主要以劳动力为主，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的客户，作为家庭支柱需要在其死亡或伤残时保障家属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死亡保障需求旺盛。附加定期生死两全保险能提供高额死亡保障，死亡保险金额按照相当于满期保险金额的倍数，可定为2倍型、5倍型、10倍型等，而且有生存金，保费还低于普通的两全产品，符合客户的购买需求因为迅速崛起。
阶段三
定期寿和终身寿成为主力（1980年-2000年）
从8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生育率逐步下降，小家庭和独身主义者开始增加，老年人口开始增多并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应老年人的需求医疗险、护理险等健康险开始出现。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导致个人收入增长缓慢，老年人群“保费更低、死亡保障更多”的需求不断增加，满足日益增多的中老年客户保险需求成为人身险产品拓展的主要方向，定期寿和终身寿成为主力险种。
阶段四
健康险占主导（2000年之后）
2000年之后随着深度老龄化，医疗费用持续攀升，医疗保障需求不断升温。此外，医疗技术不断升级，使得日本人的寿命寿命大大延长（日本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之一），而且可以更早的检查出癌症并进行治疗。日本寿险客户对保险的需求逐步从保障生死及家属的权益，转变为养老费用和医疗费用的需求，因此刺激了年金险和健康险的发展。由于持续低利率，并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资本市场低迷，日本年金险发展一直不及预期，而健康险却在税收优惠制度/政府医疗基金负担过重、高市场需求下持续发展，并成为各家保险公司主流产品。
美国
团体险、年金险占比高，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是产品演变主要推动力
美国寿险产品以年金险为主，同时团体保险占比高。美国寿险产品主要分为年金险、意外与健康险以及寿险三种，三种产品占比较为稳定。其中年金险产品新单保费占比最高，2019年接近50%，是寿险市场的绝对主力产品。健康险和寿险保费相当，平分另外50%的新单份额。美国的团险市场非常发达，2019年团体保险占总新单达到42.1%。
表2：近三年美国人寿保险产品新单保费占比
商业保险的发达使得保险市场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美国的保险体系的一大特色是以商业保险而非社会保障为主。战争、经济危机等种种外部因素对不同阶段的美国经济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会传导到政策端，推动政策针对的市场的保险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传导到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也会让保险的相对竞争力发生改变。
阶段一
人寿保险产品为主（1935年前）
美国寿险市场最初的产品形态只有人寿保险，分为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两种。此时美国寿险公司也以相互保险形式而非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为主，购买寿险的保单持有人也是公司所有人，可以通过购买寿险享受保单红利。
阶段二
健康险与年金险发展（1935-1980年）
经历了1929-1933资本主义大萧条，美国失业人数剧增，经济停滞，高昂的医疗成本促使美国在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联邦政府开始提供养老、健康保险。同时，商业健康保险也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保同时快速发展。
这一阶段的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数十年的繁荣，投资品种更加丰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寿险产品的竞争力出现下降，相对于同样具有投资性质但收益偏低的终身寿险，投资者在这一阶段开始更多购买更便宜的定期寿险。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为了提升竞争力推出了具有长期储蓄性质的养老年金产品，年金险从50年代开始获得了迅速发展。197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401k、IRA税收递延政策,这一政策进一步刺激年金险爆发。
阶段三
寿险、年金险产品创新（1980-2000年）
70年代末，美国市场利率空前高涨，股市上涨、失业率下降、个人财富迅速积累，消费者开始从寻求保障到寻求财富增值。年金险的投资储蓄属性受到了银行、房地产等资产的严重冲击。保险公司为了应对竞争创新性地推出了万能寿险产品。
万能寿相当于定期寿险+万能账户，既可以抵御风险，又可以实现增值。除了万能寿，保险公司还推出了变额寿、变额年金，客户可以获得资本市场投资收益，并且有保底收益。另一方面，80年代美国对个人养老金账户（IRAs）提供税收优惠，从而使得投资年金比直接投资其他金融工具具有价格优势，养老年金在这一阶段获得快速成长。
阶段四
市场进入稳定状态（2000年至今）
经历2001年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利率进入长时间的下行通道，利率敏感性产品如变额年金、变额寿险以及万能寿险受到冲击。保险公司开始转向提供养老年金产品。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更为严格，保险产品创新受限，市场进入稳定状态。
澳大利亚
高福利社会，商业健康险覆盖率54%，政策导向是产品演变主要因素
澳大利亚人身险产品分为寿险与健康险两大类，寿险与健康险分别由专业公司经营，同时接受不同监管。寿险包含人寿保险、伤残保险、收入保障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年金五种，健康险主要指医疗险。截止2020年6月寿险市场总保费245亿澳元；截止2019年底全国商业健康险覆盖率约为54%。
图7：澳大利亚寿险净保费收入（每季，百万澳元）
图8：澳大利亚商业健康险覆盖率
数据来源：APRA
澳大利亚人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其商业险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政策导向，政府的强制雇主缴纳企业年金、鼓励个人缴纳个人年金刺激了年金极大发展，企业年金覆盖率超90%、个人年金参与率约50%；同时政府对商业医疗险大幅补贴带动全员参保率约54%。参考其社保体系的演变及主要扶持政策颁布时间，可以将人身险产品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简易人身险产品为主（50年代前）
澳大利亚早期的寿险机构以互助协会形式存在，比如AMP集团在1849年以互助协会开始营业，在此阶段，国内寿险企业占据了市场绝对份额，前7家险企市占率为90%，同时寿险产品主要沿袭了英国早期简易人身险产品。
第二阶段
年金逐步替代传统产品成为主力（1950-1970年）
二战后，经济腾飞（GDP年增速约5%）叠加人口的增长（人口翻倍至1300万），使得澳大利亚寿险市场成为投资蓝海，大量外企寿险涌入，其间寿险公司总数由1950年22个增长至1970年48个，外资公司达到了35个。同时在1960年代政府开始推动养老年金计划，极大提升了民众养老意识，初入澳大利亚的外资险企不仅从事保险业务，也开始涉足金融领域（财务管理、养老规划），为了应对外资涌入带来的竞争，本地险企也开始大力开发年金业务。
第三阶段
保障与投资分离成为趋势，投连产品兴起（1970-1990年）
为了提升养老年金产品的竞争力，寿险公司开始开发投资连接型产品，以抵抗其他金融机构、银行等提供的同类产品。风险保障与投资收益分离的产品成为趋势，这使得险企相较于之前更加重视短期收益，也让险企面对风险更加脆弱，在1987年股市崩盘时，为了维持短期收益稳定性，险企不得不选择注入资本或推迟股利分配等。
第四阶段
投连产品演变为主流、高端商业健康险爆发（1990-至今）
一方面，政府强制雇主缴纳企业年金叠加税收扶持个人缴纳养老年金，共同刺激了澳大利亚年金市场发展。
在随着人口老龄化提升的情况下，其65岁以上老年人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由1986年超50%下降至2010年仅25%左右，极大降低了老年生活水平。因此，政府1992年推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同时给予雇主优惠政策。职业年金的引入极大提升了群众养老意识，同时为了鼓励个人缴纳年金形成第三支柱，政府不仅给予税收优惠（15%的税点），还特意针对低收入人群实施个人+政府共同缴费制度，极大提升了民众参保率，当前约50%的雇员缴纳了个人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和个人年金造就了年金市场广阔发展空间，同时也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金融机构则通过兼并重组来提升竞争力，大量银行开始进入寿险领域，寿险公司数量由顶峰时期的58个下降至当前仅28个，银行系险企资产占比也快速攀升至2000年44%，银行基于综合销售优势，更偏好销售投资连接型产品，期间非投资型连接业务顶峰占比超1/3。
图9：澳大利亚寿险业务分布
另一方面，政策强力支持与全民医保体系下的医疗低效能共同催生了高端商业医疗险。
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保，但公立医院的免费治疗效率极低，往往贻误治疗时机，同时医保也明确规定一些费用不在报销范围内，比如牙科，眼光，理疗，脊椎按摩等费用，另外还规定在公立医院就诊的病人无权选择医生和病房，也不能享受优先入住权。
为了使医疗保障体系更全面、更高效，政府连续在1997-2001年颁布多项政策刺激民众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包括税收优惠、保费补贴等。 在政府刺激和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的驱使下，超54%的澳大利亚居民同时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采用自费身份去公立医院就医，且可选择医生和享有优先住院权，政府负责75%费用，险企负责剩余；客户还可以直接去私人医疗机构就诊，费用由险企与个人商定的比例承担。同时，除了院内救治外，私人医疗保险还提供医保不能覆盖的医疗服务，如救护车、牙科、眼科、理疗等。
经验及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政策（含社保制度）、宏观经济（利率/GDP）、人口结构三大要素影响寿险产品体系演变。政策刺激通常直接带动单产品快速爆发，宏观经济环境会直接作用于理财产品，人口结构将决定产品长期发展趋势。
1.政策刺激带动产品快速爆发：政府强制规定、大幅税收优惠、放开社保购买是带动产品阶段爆发的直接因素，比如中国台湾监管90年代强制产品分红使得分红产品一举成为主力；美国70年代对养老年金辅以税收优惠（401K）拉动年金占比超50%；澳大利亚90年代直接补贴30%引导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促使商业健康险覆盖率超50%；新加坡2000年放开社保金，可用于购买健康险、终身寿等产品，促进健康险和定期寿的件数占比从不足10%提升至超50%。
2.宏观经济环境直接作用于理财产品：保险作为金融支柱之一，不仅承担了保障功能，还兼顾理财属性，在宏观经济环境骤变时，保险为了提升行业竞争力，产品也会相应调整。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在80年代经济回升、股市上涨，大量推出投资连接型产品，以抗衡其他金融机构产品；中国台湾2000年以后市场利率从5%下降至1%叠加2008年金融危机洗礼，利率变动型年金受到热捧。
3.人口结构决定了产品长期发展趋势：人口结构是推动产品发生演变的最底层因素，同时大多数时候政策的推出都存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比如日本80年代之前，年轻人较多，人们对死亡保障和遗属生存保障的产品需求更大；而在80年代之后，老龄化日趋严重（9.1%），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演变为主力。再比如，中国台湾在1998年（9%）推全民医保、新加坡2000年（8.5%）放开社保账户购买医疗险、储蓄产品，澳大利亚1992年（11.3%）强制雇主购买企业年金、税收优惠个人年金，无疑不都是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参考国际市场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市场现状，我们认为：
老龄化提速倒逼商业保险发挥更大社会保障作用，政策释能推动行业持续成长。
权威机构在2008年预测中国2020年65岁人口占比约11.7%，然而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2.6%，老龄化进程明显提速。
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政府一方面会进行社保体系改革，比如中国台湾从1995年开始强制实施全民健保计划、澳大利亚90年代开始引入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 另一方面会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商业保险发展，比如新加坡2000年放开社保金可用于购买健康险寿等产品，促进健康险和定期寿的件数占比从不足10%提升至超50%，澳大利亚90年代直接补贴30%引导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快速拉动商业健康险覆盖率超50%。
近年，我国也在不断尝试推出新政支持商业养老、健康险发展，比如2017年开始试点医保账户购买商业保险，2018年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地开启税延养老试点，但是效果尚不明显，保费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反观发达市场，强有力的政策是支撑养老、医疗产品快速爆发的直接原因。为此，我们认为下一步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提高商业养老险、健康险税收优惠力度、补贴力度，刺激民众购买；二是放开社保购买商保的产品范围、试点范围，大规模推进，快速提升产品覆盖率。
宏观经济降速换挡，保险提升金融支柱担当正当其时。
当前在我国金融业的总资产中，银行占比约90%，保险占比约5%，证券基金信托占比约5%，整个金融产业主要依赖银行第一支柱，发展极不均衡。反观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占比较高，日本约20%，美国约40%，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确定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稳定性。随着宏观经济降速换挡，保险更应肩负起金融业第二支柱的重任，发挥市场稳定器功能，提升行业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参考发达市场经验， 当健康险发展进入成熟期，且股市稳健增长或利率处于下行趋势时，投资型保险产品大有可为。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在80年代经济回升、股市上涨时，大量推出投资连接型产品，以抗衡其他金融机构产品；中国中国台湾2000年以后市场利率从5%下降至1%，叠加2008年金融危机洗礼，利率变动型年金受到热捧。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从高增速换挡至中高增速、长期利率缓慢震荡下行（10年期国债利率近20年由5%下降至3%），整体金融市场投资回报可观，通过提供投资型保险产品，有助于帮助客户通过专业机构投资者享受资本市场的增值，还能协助保险公司转移利率风险。此外，民众再经历了股市大起大落、P2P大规模倒闭、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更能理解金融产品的本质，风险与收益并存，这也为投资型产品提供了认知基础。
根据我们此前《中国代理人渠道转型趋势》报告发现，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发达地区，其健康险较为饱和、金融市场成熟，我们认为可以针对该地区开放利率变动型、变额型等复杂产品，满足客户理财需求。同时还需对渠道做严格把控（如北京地区持有B证的代理人），严防销售误导。
对标国际市场、补足产品空白，切实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中国寿险市场产品从90年代传统简易两全到20世纪分红、投连、万能（年金、两全为主）兴起，再到21世纪回归保障健康险爆发，产品种类从简单走向多元，产品属性从保障到偏理财再到回归保障，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产品体系。 但相较于发达市场，我国产品体系还有很大的丰富空间，比如针对65岁上老人及慢病人群的产品较少；健康险以一次性给付的重疾产品为主，医疗险报销居多、津贴类较少，护理产品几乎处于空白；年金产品基本是兜底给付、复杂类年金缺失。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不断提升，带动寿险深度向发达市场逐渐靠拢，根据麦肯锡统计， 当寿险深度大于5%时市场主要由需求端主导，也即是客户需求决定了产品供给，未来产品需要有更丰富的形态才能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参考发达市场经验， 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在产品种类上补足空白，比如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中国台湾市场有多样化的年金产品，像利率变动型年金、指数型年金、变额年金等，客户可借力险企专业投资抵御市场风险；再比如日本护理险、失能险产品发达，保障功能凸显。 另一方面在产品形态上可以更加灵活，比如中国中国台湾医疗险普遍包含健康管理服务，客户通过提升健康状况可获得更高档次的津贴额度；比如日本癌症、医疗险多以津贴为主，更好的保障客户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