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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任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在《综合学校》（1985）一诗中描写了七位学生，他们分属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信仰，其中有英国本地居民，也有来自非洲、印度、加勒比海和香港的移民。英国的教育部门希望他们在综合学校同堂上学，相互成为伙伴，建立友情，为成人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打下基础。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学生各自有自己的圈子，各自有自己的打算，各自有自己的难处。来自非洲的同学因为不能融入新的环境而痛苦；来自印度的同学因为不吃猪肉而凸显其身份差异；来自亚洲的同学因为英文交流问题没有领到营养餐；来自英国本土的同学因为这些外来户占用了学校资源而闷闷不乐；一个英国女同学爱上了从印度移民过来的小伙，但是由于社会压力不敢继续；还有一个英国同学觉得在英国没有未来，打算移民澳大利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的肤色也像美国人一样，逐渐在发生改变。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加勒比海的牙买加、海地、格林纳达；非洲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赞比亚等。除了接受劳工，英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接受过来自德国和俄罗斯的犹太难民，来自越南、柬埔寨、塞尔维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格鲁吉亚等地的战争难民，目前正在考虑接收来自叙利亚和利比亚的难民。英国的移民群体还包括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留下来工作和生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以及在英国成为科学家和职业人士的世界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今，英国的大都市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等的人口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英国社会也像美国一样，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移民跨过国界很容易，但跨过种族和族群思想的边界很难。他们多数人来自第三世界，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的生活。他们曾经将英国视为“人间天堂”，到英国来寻求幸福生活，但是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想象相差甚远。在20世纪90年代，雷盖配乐诗人林顿·克威希·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叫《英格兰是只母狗》（1991），诗中描写了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在伦敦的生活境况。他年轻时来到英国寻求优越的生活，但是却只能从事苦力一样的工作。他在餐馆洗盘子、在工地挖泥土，但是在接近退休年龄时，他却被解雇了。他辛苦了一辈子，却没有生活保障，这就是他所寻求的幸福生活。
这些移民的子女，年轻的第二代移民，虽然出生在英国，接受英国的教育，讲英语，成为了英国公民，但在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往往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往往又无法回到他们的“祖国”，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与他们的“祖国”完全不同，他们甚至不知道哪里是他们的“祖国”。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由于文化和宗教不同，在英国的生活境况又差强人意，他们很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诱惑，甚至加入极端组织，对西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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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和人口流动造成了今天的移民问题，而这种资本和人口流动实际上从16世纪就已经开始。全球探险、发现新大陆的大潮使欧洲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在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惑。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写了当时的欧洲海外贸易帝国威尼斯的全球贸易，以及这种全球贸易给威尼斯带来的种族问题。在15世纪，威尼斯依靠外向型经济建立了庞大的全球贸易体系，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商船走遍了全世界，为他和他的城市带来了繁荣和财富。然而，这种全球性经济活动也带来了夏洛克这样的犹太商人和外来人口。不同种族共同生活的社会必然会带来如今天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种族摩擦和种族冲突。
夏洛克在威尼斯靠放高利贷维持生活，他经受了外来人口所经受的歧视和压迫。在剧中，夏洛克对安东尼奥说，“你曾经无缘无故地骂我是狗，既然我是狗，那么你可留心着我的狗牙齿吧”。当被问道为什么非要安东尼奥胸膛那一磅毫无用处的肉，他说：“至少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蚀，挖苦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第三幕第1、3场，朱生豪译）。他固执地要求按照合同割下安东尼奥胸膛的一磅肉，其最终的原因还是文化冲突。
当然，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给威尼斯社会带来了焦虑和不安。作为外来人口，夏洛克的存在对威尼斯本地居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信仰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他被指挤占了社会资源，抢夺了工作机会，他的高利贷营生也被认为是损人不利己的经营模式。在法庭上，他被指责破坏了威尼斯的法律，阴谋陷害一个威尼斯公民的生命。作为惩罚，他将不但被没收财产，而且将改信基督教。
社会变迁需要移民与原住民双方都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达菲的另一首诗《北街的斯金纳夫人》（1990）描写了一个跟不上形势变化的老太太的困惑、不安和恐惧。她独自居住在北街，只有一只小狗陪伴。那里曾经有她熟悉的朋友和邻居，但现在四周都是陌生的“外来移民”，她不再需要戴上“假牙”，在街上微笑着跟熟人和朋友打招呼。那种田园式的英国社会，人人和谐相处，以诚相待的单一文化的社会正在消失。诗歌并没有责备老太太的不宽容，而是凸显了英国传统居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感受。社会变化如此快，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适应新情况和新形势。
这种不适应和困惑在极端形式下，可能造成极右翼思想的出现。“英国民族阵线”（British National Front）是一个盲目排外的种族主义极端团体，他们认为外国移民占用了英国人的福利，抢走了英国人的工作。他们主张收紧移民政策，阻止外国人进入英国。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还会使用暴力去伤害、亵渎、侮辱移民，在移民中造成恐怖气氛，从而迫使他们离开。林顿·克威希·约翰逊在《新十字路大屠杀》（1981）一诗中描写了伦敦布里克斯顿区的一场大火，夺去了14名黑人儿童的生命。由于报纸、官方等的隐瞒，大火的真相不得而知，然而这很有可能是一场纵火案，即种族主义“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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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英国，移民占了人口的14%，在美国这个比例更是高达38%。有人预测，在2050年，美国的非白人人口将超过白人人口，而这种情形将引发种族间、文明间的冲突。英国和美国的种族研究都在产生这样的新思维，并且逐渐成为两个国家新的移民政策的思想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移民要成为英国公民，必须学习英语，接受英国文化、英国生活方式、英国价值观。虽然英国移民程序没有美国那样的“宣誓”：即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效忠美国、站在美国一边、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英国的移民政策显然是鼓励移民改变自己，然后“融入”英国社会，以英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接受英国的习俗和传统，成为一个“英国人”。这样的“同化”政策自二战以后在英国和欧洲推行了半个多世纪，大多数人在移民的过程中都必须跳进这个“大熔炉”（melting pot），被融化和同化之后变成一个新的公民。他/她最好是忘记从前是什么背景，从而接受一个新的公民身份。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改变。由于个人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护，英国和美国一样，逐渐强调“多元文化”，而不是简单的“同化”。也就是说，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并不需要改变其过去的生活方式、信仰、语言等文化因素。他们可以因工作和生活原因改变自己，但不会被强迫改变。这样，英国社会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价值观的群体并存的局面。现在的英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一样，可以被看作一个“沙拉碗”（salad bowl），而不是“大熔炉”：即社会各个群体有权利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他们不需要被融化之后，组成新的民族，而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颜色、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等，从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作者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