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国防地位日益凸显。在此时局下，国民政府愈发重视基层社会，蒋介石认为“抗战的力量在农村”。对于如何挖掘基层社会的抗战潜力，蒋在1936年5月便拟以“管教养卫”四大政等为依据，“汇订一个整个之政策”；1937年7月，其又指出“管教养卫”四大政是“建国训练要务”的主要方法。于湖南而言，本省丰富的粮食、人力、矿物等资源，是支撑持久抗战的物质条件，张治中治湘期间积极推行湘政建设，以开发湖南抗战建国的潜力；薛岳主湘后，在蒋的“四大政”基础上，提出并实施“管教养卫生用”六大政。而要推进战时湘政建设，人存方能政举，干部是关键，蒋介石认为“干部训练是抗日建国之首要任务”。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省训团”）是战时湖南国民党培养基层干部的主要机构。于是，湘政建设与基层干部训练，在战时交融渗透，正应其时其事。
学界关于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研究，侧重国民党中央或省级干部的训练问题，对湖南战时的干部训练，及干部训练与战时各省社会建设关系的探讨有限。对“管教养卫”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对干部训练与“管教养卫”的关系则鲜有论及。鉴于此，笔者拟以湖南省档案馆所藏该省省训团的档案为主，并结合其他资料来探讨在全面抗战期间，省训团基层干部训练情况、省训团与湘政建设的互动等问题，以窥探国民政府战时社会建设与基层干部训练的情形，进而观照战时国统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情况。
张治中与薛岳的湘政建设理念
1937年11月，随着侵华日军不断增兵，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显现出渐不能支的迹象。当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及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等命令，蒋介石认为这些举措“实为内政外交转移之一关键”，这是国民政府统治重心向西南转移的重要步骤；还可由此看出，国民政府高层视湖南省政建设等为统筹抗战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蒋介石1932年就计划以湖南为“抗日与革命之根据”。后来，随着日军全面侵华，蒋更加重视干部训练，1938年5月，其称“此时最重要者为训练一般能训练之干部即导师也”，“首要为内政（即各项自治——调查户口整顿保甲——与乡村工作合作地方财政征收改革等属之……）”，将改善基层政治的希望寄托于训练一般干部的身上，因之湘政建设与抗战时局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11月下旬，张治中正式主政湘务，上任伊始，就号召建设新湖南，试图“树立一种新风气，来培育护持新政治的力量”，使之支持抗战“奠定复兴民族国家之基础”。次月，湖南提出战时经济建设计划。同时，张表示要“健全民众组织，然后才能谈到一切政治的改革，才能巩固国家民族复兴的基础”。然而，湘政在何键主湘期间“毫无成绩”，基础弱、进展慢而成效差，即“湘省历年以来，政治多为平时之措施，自转入战区以后，人力财力，因感艰困”。时人评论称建设三民主义新湖南是张治中来的湘唯一目标，“究应如何完成此伟大企图，则有待乡镇长诸君之努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治中如要顺利推进战时湘政建设，将有赖于基层干部的配合。
尽管张治中对治湘抱有期望，但当时湖南基层治理环境并不乐观。其时基层行政弊端丛生，张治中认为“湖南目前的一般情况完全同平时一样，实在不能适应非常的抗战局面”，其考察发现“有一个地方附近的十四个保长中，有八个是抽烟的，两个是开烟馆的，没有一个是有恒业恒心的正人君子”，此般情形下，张决定对本省“一切组织制度人事，彻底改进”，继而在省政府施政方案中指出，要实行“慎选并训练各级行政人员及乡镇保甲长”等措施，在该湘政方案中，训练保甲长等基层干部占据着重要地位。
张治中的治湘方案，将年轻知识分子看作主要希望。其在阐述治湘施政方针时称，为了适应战时环境的改进，宜“发动智识份子，以健全基层组织，彻底革新政治”，拟定“发动五万知识分子到乡间去工作”，开展启迪民智、组训民众的工作；张还指出农村原有的知识分子“是乡村的次一层的干部”，也是“要发动起来的一种新生的力量”，“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计划用“革命方法，把新的血液，灌输到农村里去”，并首批“派了四千学生下乡工作”。此外，张还注重训练原有基层干部，首批拟定“除县长及佐治人员已经甄审外”，“要登记督导员五百人，技术辅导员四百五十人，政治训练员一千人，乡镇长两千人，妇女训练员五百人，加以训练，组成政治的部队，分派到七十五县去。”
正当有关工作有序推进时，张治中因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而被革职留任并最终调离湖南，薛岳继之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预想通过指派知识分子下乡以澄澈基层政治的计划至此告终。冯玉祥对此颇感惋惜，称张“训练了五六千中学生，都是预备做保甲长或区长的”，“后来听说张主席离开湖南，他们就被解散了”。张治中主湘期间，为改善湖南基层政治所作之努力，对薛岳治湘开展有关工作提供了借鉴。
薛岳主湘后，未延续张治中的具体做法，但其治下的省政府注重治理基层社会。省建设厅厅长余籍传称“我们的经济基础在农村”。薛岳认为湖南在战局中万分重要，宣称“我的目的是要使湖南三千万同胞个个能够得到‘安、便、足’的享受，个个都能生能存”，以达到建设新湖南及持久抗战的目的。其重视基层干部和农村在战时的作用，认为“保长保队附甲长的地位非常之高，责任也非常重要”，鼓励他们科学领导群众，开发农村抗建的伟大力量，“建筑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薛岳对湘政的指导，主要从管民之政、教民之政、养民之政、卫民之政、生民之政、用民之政等六个方面展开（后简称“六大政”），对如何贯彻和落实“六大政”，其言“应从专员县长所在地，切实做起，推而至于各乡镇保甲户”，但又称“过去一般干部工作人员之不健全，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便是干部工作人员”，基层干部不能适应抗战时局，也是薛岳在湖南基层治理上面临的一大困境。
另外，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提出实施新县制，其内容重点之一是改善基层治理环境，这也是地方建设的重要议题。1939年3月，蒋介石就在酝酿“健全县以下自治与党政机构”。是年6月，蒋关注到基层缺乏人才，提出“为解决基层组织的人才与经济”等问题，以及“所有乡（镇）保长、学校校长、壮丁队队长均暂以一人兼任之”的设想，指出地方各项事业的经办人员“均须由曾受相当专门训练者担任之”。
薛岳对“训练干部”与“抗战建国”关系的理解，颇为契合蒋介石的上述看法。其在分析训练干部的原因时称，欲使“谁去抗战，谁去建国？”“需要有优良的干部，优良的干部如何养成？那末训练工作，便是抗建的首要工作”，在他看来，训练干部是为了“建国”，但抗战是“建国”的必经过程，新县制是政府为了“抗建”及革新基层政治推出的新政制，薛岳自然将其与干部训练挂钩，认为“行新政要用新人”，只有培植了新干部，“才能有新的健全的行政机构”。故就薛岳而言，抗战建国是目标，推行新县制则是湘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推行新县制，亦须培养和使用诸多新干部，故训练干部势在必行。
湖南当时是新县制的实验地，走在全国实施新县制的前列。张治中曾言湖南“在制度上，决定废区……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且在其主导下，“以行政干部学校为保姆，分批造就试行新县制所需要的干部人员”。显然，张治中主要是为了改革地方政治，以在实施新县制过程中训练干部。薛岳对训练干部和行政关系的认识与张类似，认为“地方行政及建设事业，必先树立干部”，“干部训练与人事行政务宜密切联系，从训练过程中，奠定用人之基础，藉以选拔真才，淘汰腐劣”。至此，在抗战及推行新县制之际，为造就基层人才，湘政建设与基层干部训练实现了结合。
省训团干部训练中的湘政建设要素
湖南有了训练基层干部的动力，接着就需要训练的稳定空间，省训团乃因财而建，汪精卫叛变投敌前于1938年4月考察长沙时称，“（省训团）对于湖南全省地方行政前途关系非常重大”。该团在战时办学期间表现出了较多湘政建设的要素。
从组织架构和教官队伍建设来看。省训团为了使学员重视湘政建设，推动湘政建设的发展，重视建设自身组织和教官队伍。在组织架构方面，省训团团长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张治中和薛岳先后兼任过团长。省训团本部机构几经变动，至1942年10月26日发布新编制后，共设立主任办公厅、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会计室、医务所等六个部门。其中，教官配属于教育处，训导指导员配属于训导处，同时设立大队部，每大队辖四个中队。此外，薛岳担任团长后，湖南还设立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指导省训团的工作，委员包括“当然委员、委员与选聘委员”等三类，当选者多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见表一），这有助于省训团开展筹措经费、聘任兼任教官、搜集省情资料、开发专业教材等工作。
表一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委员一览表
教官是省训团干部训练工作的主要实施者，选拔教官是省训团工作的重要环节，教官质量攸关干部训练的成效。省训团虽然重视教官的选拔与任用，然全团教职员额数未有常数，截至1942年12月，共200余人。教官聘任（图一）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主任教官、专任教官、兼任教官，省训团每个训练组设主任教官1人，专任教官1-2人，兼任教官若干，其任职资格为“国内外各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中央训练团结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现任省府及厅处部会秘书科长等”，先由各主管机关或相关机关介绍，再由省训团聘任。第二种为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军事教官系选保定中央……等军校毕业学识经验俱优者，由团委任之，政治教官资格，系选国内外大学及专科学校毕业，学识经验俱优者，由团委任”。可见，省训团教官多有专业理论知识或丰富的湘政建设管理及工作经验，能够将湘政建设理念一定程度上传授给学员。
图一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为请张维担任教官的聘书》（1941年3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074-002-00002-00013
省训团训练内容多元，具有以湘政建设为教学中心的倾向（图二）。教务上“致力于组班之调整，课程之改进，教材之充实，及学员素质之提高”；教育实施“致力于训导工作之加强，训育中心之厘定，优秀学员之荐拔，结业学员工作之保障，及辅导工作之加强”；军训实施“致力于军事训练学术科目之调整，及军事管理法规之修订”；区县训练“从事于全省各县市训练所调训计划之筹划，区班县所法规之拟定，乡镇教材之编审，及县训所教育长素质之提高”。该团举办期间，办学地点常因战局变动而辗转于湖南各地，但仍保持相对稳定的训练组织框架。另外，该团工作重点之一是对各区县干部进行训练，这是对湘政建设侧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反映。
图二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二十三期训练概况表》，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040-001-00130-00008，具体成文时间不详（备注：此件据内容推定，应成文于1946年4月，鉴于抗战胜利后，省训团在工作中几乎都沿袭了战时的相关规定，故以此示例，图三亦是）
省训团在训练课程设置上（图三），于“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阶段，主要围绕“精神训练、施政纲要及其实施办法、民众抗日自卫军办法、县政有关现行法令、民众组训办法及教材、战时人民之任务、地方事业之策动、专业知识与技能、服务实习”而定。省训团正式成立后，乡干组学员的课程主要分精神训练科目、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专业训练等4种，讲义多达42种。从名称上看，这与他省同时期有关训练课程类似，但这属于国民政府规定之通用性训练内容，主要是为了贯彻国民党党权支配下的各种观念，“使受训者，恪遵国父遗教，服膺总裁训示，真能成为实现三民主义之信徒，与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而由本省机关和省训团编纂的课程，其内容则有鲜明的湘政建设内涵。
图三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二十三期青年就业班第一周科目表》（1946年4月2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040-001-00130-00028
具体而言，关于乡干组及甲长组讲义，“特别注意理论与实际之联系，并参配地方及时代之需要”。根据湘政建设的规划，在教材编纂中，省训团注重向省府各厅搜集各种材料，“依据薛主席手订湘政建设体系表中列示要点，编为生民之政、养民之政、教民之政、卫民之政、管民之政、用民之政等六种讲义”。以该团1943年新编教材为例，各组共同讲义有“湘政建设讲话、湖南党务概况、本省现行团务”等课程；县政组专业训练讲义有“六大政”等课程；党务组专业训练讲义有“宣传工作要领、地方自治概要、党与团的关系”等课程；青年组专业训练讲义有“宣传与服务、组织与训练、团员须知”等课程；兵役班专业训练讲义有“兵役概论、国民兵役、常备兵役”等课程；统计组专业训练讲义有“统计学、行政统计、统计图表编制法、珠算、制图术”等课程。
从以上训练类别组来看，除专业讲义教材外，各组共同讲义教材囊括湘政建设的诸多内容，而以训练基层干部为主的县政组教材观之，则全部围绕湘政建设的“六大政”展开，可见该团在编纂教材、选择教材时的倾向。而且，省训团编纂及选取教材的这种倾向，也一定程度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的认可，认为教材中“所提问题，尚能注意本省环境”。
“六大政”是薛岳治湘施政纲要之重点，是战时湖南干部训练的特色。湖南1941年度施政方针指出要“统一训练本省各种干部人员，充实其生养教卫管用智能养成”。“六大政”在训练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于省训团的团歌歌词中，即“巍峨衡山，浩荡洞庭，济济多士，业精于勤，恪遵国父遗教，服从总裁命令，协同一致，亲爱精诚，生养管教卫用，好学知耻力行，苦斗必生，苦干必成”。薛岳直言干部训练的原则之一，是让学员“充实生养管教卫用之智能，以达成安便足之三大目的”。在政治训练中，省训团也强调在于“启发生养管教卫用之知能”等。1943年省训团为提升训练效果，在改进课程设置中，决定从第十六期起，“另立县政组，统一训练，以生养教卫管用六大政为主要课程”。
省训团后来为促进学员对“六大政”的学习，特制定两个阶段的训练步骤。其一，即入团第一周至第六（三）周，以期使学员“以军事的秘密组织，与严明的军事纪律，予以节制管理，而使全体的生活、行动、思想、体格能构成其人格的品德要素……”其二，即第七（四）周至最后一周，希望使学员“养成其迅确静秘机警与准备之习尚，并领悟到服务机关办事辅导之要领，从正确之优良生活，行动思想言论习尚中，提起其创造与不畏难不徇私硬干苦干快干革除旧习染之奋斗知能”。应当说，“六大政”已融汇于学员受训中的各方面，是薛岳湘政思想在干训中的直观体现。
另外，针对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及湖南是试验地之一的情况，省训团对训练计划做了相应调整。首先，在团部驻地5里至10里之地域内择定区域，用作新县制的实验区，“使学员对于新县制有实习之机会，一起达成‘教’‘学’‘做’合一之目的”，并规定实施的步骤，即“示范区内之乡保甲长均应在本团监督指导之下，迅速实施生养教卫管用六要政……示范区逐渐扩大，以求业务之推广，使成为全省施政之楷模”。随后又拟“将湖水乡为新县制实施示范区，由职教员率同学员协助该乡政人员从事实施工作”，尔后逐步扩大推行范围，“本省实施新县制业于二十九年七月自长沙等二十一县开始进行”。其次，设置专司县及以下地方干部训练之机构，省训团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等而“成立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再次，对新县制实施成效进行监督和考核，如指出“考核第一期实施新县制各县实施之进度及其成果，督促第二第三两期各县按期实施新县制”。由上可看出，湖南在实施新县制的过程中，基本搭建起了新政制从试行至考核再到推广的框架；以国民政府而言，体现了推行新县制从省级小范围内的实践摸索，再至总结经验并逐步扩大在省别中的推广，最后向全国铺展的政治逻辑。
总之，省训团在学员训练中彰显诸多湘政建设的要素，以及在推动新县制实施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本省地缘特征。同时，可看到该团围绕湘政建设所形成的训练场域，在基层干部的训练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学员训练的成效，还须放在训练之外的实践中予以考察。
省训团及其学员的湘政建设实践
省训团学员结业后负有服从工作分配的义务，多数回原岗位工作，“从乡村来回乡村去”，而受训前无工作之学员，则被派至县及以下地方服务。考虑到战时交通不便，学员经费拮据，省训团会依据结业学员工作单位与本团距离的远近发放一定数额的旅费（图四）。学员工作多直面群众，处于观察湖南战时社会的一线。加之，省训团与驻地百姓时常互动，这些互动实践可作为考察省训团干部训练成效的指向之一。同时，相关实践可从空间的拓展上，窥视省训团对结业学员的管理情况。
图四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结业学员回县旅费给奖基准表》（1943年），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109-001-00021-00016
从训练人数看，省训团除依照《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规定之外，也接受省内其他机关委托兼办他类人员的训练，从建立至1945年12月，训练类别共达43组（班）。该团从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开办第一期至第七期，共训练4458人；1941年举办第八期至第十二期，共训练3429人；1942年开办第十三期至第十五期，共有学员2248人。1943年办理第十六至第十九期，共训练2271人。1944年5月，日军再次大规模犯湘，省训团随军转进，从当年8月至次年7月“共训练青年二千余人”。以上受训人数共达12600余人，因开除等原因，实际数量当略少于此数，但不影响该团在训练人数上取得的成绩。
此外，在省训团组织和指导下，湖南从1940年10月起，逐次设立各县（市）训练所，由各县办理各自的基层干部训练（各县市训练所培训人数示例见图五）。1943年，成立区县训练指导处，至1945年年底，各县（市）训练所共训练基层干部31000余人。受训学员遍及全省，涉及党政团教等部门，搭建了一条省训团与湘政建设在基层社会实践的“桥梁”。
图五 《湖南省各县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人数表》，采自《关于准湘地方行政干训团电送各县市行政干训所人数表电仰存备参考的代电（附湖南省各县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人数表）》（1944年5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037-001-00417-00058
薛岳曾对受训学员说“诸生供职党政军警机关，或服务社会教育团体，不论其工作性质若何，靡不有关国家民族”，重视其工作的社会效用。省训团为了掌握学员结业后的概况和指导地方工作，在省内遍设“结业学员生各县通讯处”，要求学员应“每两周向本团报告一次”，汇报内容有四项：“（甲）两周来业务进行概况，（乙）同学工作概况，（丙）同学动态，（丁）向本团建议事项”。很多学员的确向省训团详细汇报了工作情况，这有助于了解学员的实际工作状态。
鉴于多数学员在受训时已确定工作类别，故其结业后多回原职，从事针对性的工作（图六）。诸如民政组学员沈某，某次汇报工作为“清理仓储积谷，并派员分别前往各乡镇查验实有谷数，坐催欠并履堪仓厫督促建仓，分期抽查户口”等情形。又乡政组学员张某汇报称本乡乡公所所在地市面不整，“召集全市保甲长及士绅开会决议，由各住户用石灰将壁粉刷，并于通衢要道，设置街灯”，等等。这些汇报存在虚报和夸大成绩的可能，但部分反映了省训团的训练内容，具有一定的贴合基层社会治理现实的适应性。
图六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用通知书式样》（1943年），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M109-001-00021-00016
总的来看，学员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别：（一）改善基层卫生环境；（二）战时服务，如递送情报等；（三）行政工作，如“办理县府单位会计”；（四）教育服务，如兼任小学教员；（五）民政工作，如编造户籍册和壮丁名册等；（六）办理粮政。以上工作均为单线性的按部就班，但有一些学员到农村后的工作呈现多线条的状态，既进行文字、口头等宣传，也组训民众，诊治民众疾病，以及教儿童识字、演讲与唱歌，还进行兵役动员、慰问伤兵难民等。学员的工作，有助于湘政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开展，展现了战时湖南基层干部训练与湘政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场景。
另外，省训团与驻地民众也有较多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开展讲演、慰问出征军人家属、赠贴春联、改良卫生等运动。如“‘八一三’纪念日，发动同志，出发慰问附近各乡抗敌军人家眷”“发动（国民党）党员到附近农村，赠贴春联，并组织拜年团，同时宣传国历之意义”等。
其二，进行社会宣传，以绘制连环漫画、举行游艺大会、组织宣传队、举行儿童健康比赛等为主。如“特绘制连环漫画多幅，悬挂当地，并于每星期刊行青年书报，并利用民房墙壁绘制抗战漫画”“儿童节日举行儿童健康比赛及儿童游艺表演”等等。
其三，社会服务。诸如开展民众识字、代笔、饮水、阅览，以及医疗诊治、举办教育等活动。其中，教育服务主要包括创办精忠小学和民众学校两种。该团“前在酃县王家渡创立精忠小学”，后于“小水铺市上，复创办精忠第二小学”，有学生200余人，职教员为该团眷属义务担任；另“在每中队驻地附近，举办民众学校”，“由训育指导员负责主持，分派学员轮流担任授课”。医疗诊治的服务对象包括省训团驻地附近群众（见表二）。这些实践有利于增强受训学员的工作能力和服务社会的意识。
表二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医务所诊断人数周报统计表（单位：人）
虽然省训团抱有美好愿望，其结业学员的工作也取得某些成效，但该团办学仍有较多不足，阻碍了实践的发展。首先，该团师资不足，同时学员难觅，调训常缺额数。其次，团部因战局变动而迁动次数多，无法保证学员足额足时的训练。再次，团部经费紧张，一度导致团刊《干训月刊》无法出刊，有时只能“采用业余训练办法，不供膳宿训练方式”。而各区县训练所工作人员多为兼职，导致“任务非专，事权不一，精神涣散”。且女干部过少，不敷应用。另外，部分学员无法胜任工作，有人到差后“实难应付”；有的学员能力低下。还有学员逃避工作。也有学员心思未定，“训后异动甚大”。
其实，导致省训团基层干部训练成效欠佳的原因主要来自外部。
其一，当时各级政府以军事为重心，无法为干部训练投入足够资源。学员工作深受其困，有学员称“乡县保甲多忙于抽调壮丁，伤兵难民等工作”。张治中对湘东南秘密考察后发现，一些年轻学员在工作中处处碰壁，令他们“感到无限痛心”。还有学员受人诘难，迟迟不予安排工作，甚至有部分青年受环境打击后“消极失望，甚或流于堕落之途”。
其二，战时湖南，一些地方势力在国民党弱势独裁统治下，并非完全服膺国民政府的统治。1939年2月，毛炳文向徐永昌进言“湘西匪患，谓陈渠轸（珍）不去，匪不能平”，欲清除陈渠珍在湘西的影响力；还有人称慈利行政“素操于土著军人以及劣绅之手，政府鞭长莫及也”。佘礼平在湘西工作时，深感苗疆“各乡各村的绅耆，均握有当地无上的权力”。加之，当时湖南匪患较为严重，1937年计有匪6565人，枪4847支，1938年计有匪9002人，枪6090支，在此情况下，省政府与下属各地方政府联系时常中断，政令传达不畅。尤以受“豫湘桂会战”的影响，省政府再度迁动，使得国民政府法令难以下达省府，省政府与行署也失去联系，如此情状下，省政府自然无法切实指导湘政建设的基层实践。
其三，战时湖南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大。当时，后方各县因战争、长沙火灾等导致的难民汇聚人数急剧上升，截至1940年，湖南分散安置到各县有记录的难民达62375人。加之湖南因为战事不断接收伤兵，但伤兵最初未得到妥善安置，给地方治安带来困扰。张治中上任后的首件事就是处理伤兵事宜，当时长沙“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虽然其后省政府对伤兵进行了分流，但分流到地方的伤兵，又使各地“文武官员感到头痛”。同时，湖南的兵役、鸦片等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与地方主义、派系政治交杂，拖累了湘政建设的进行。
另外，湖南一些基层官员素质低劣。张治中巡视湘西后指出，湘西的县长多不称职，“甚至于贪赃枉法”，致使受训学员无法在地方工作。湘西北某地官员、自卫团、土匪等相互勾结而鱼肉百姓，省政府派人来检查工作，以致有人甚至不敢下乡。当然，省训团在“人人有责任，人人要将力量贡献给中国国民党”的训练要求下，要培养学员的完整人格及其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精神，势必是一种奢望。加之，上述存在的问题，难免影响省训团训练干部的成效，妨害湘政建设的良性发展。
结语
全面抗战期间湖南国防地位突出，省政建设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张治中和薛岳治湘期间，湖南恰逢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和湖南作为新政的试验地之一，两人为改善湖南基层治理环境，大力推行湘政建设。省训团是战时湖南国民党训练干部的主要机构，该团在办学中凸显了湘政建设要素，注重加强训练基层干部，表现出湘政建设具有侧重基层社会治理的趋向。具体而言，省训团除了专业类讲义教材之外，在县政组教材中均围绕湘政建设的六大政展开。同时，省训团为新县制的实验和推广做了较多工作。该团在全面抗战期间共训练4.3万余人基层干部，这些干部遍及全省，省训团及其学员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湘政建设的发展，有助于支撑湖南长期抗战，以及新县制在湖南的实验和推广。
然而，由于省训团存在师资短缺、办学地点转移频繁等缺点，又因部分学员素质低、战时环境困难、基层社会复杂治理难度大、地方势力的掣肘等因素，都不利于湘政建设的良性发展。省训团湘政建设在全面抗战期间的实践表明：在国民党弱势独裁和日军侵略的大时局下，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和薛岳，意图由省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地依靠部分人事改革，而实现澄澈湖南基层政治的愿望不可行，两人想在战时建设“新湖南”的设想自然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10期，作者田燕飞[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原题为《从“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档案看抗战时期的湘政建设（1937-1945）》。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