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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古代婚姻原则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 (一)一夫一妻制与纳妾制并存。表现有二：一是妻妾地位差悬殊。妻为“取”，妾为“纳”，取妻之财为“聘礼”，纳妾之财为“买妾之资”。“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得僭越，即“勿为妻为妾”。二是很多朝代的律法都确认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如“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但却没有禁止纳妾的法律规定，而是对社会上层根据社会等级的不同而确定了不同的纳妾数量，对社会下层处于传宗继世需要的纳妾表示出支持和默许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也还是存在于形式上，实际生活中却是一夫一妻制外纳妾制被普遍承认。例如“庶人于年四十以上无子者，许选娶一妾。”娶妾在于延续宗祀，既有利于整个宗族的利益，又符合于婚姻目的。 (二)同姓不婚。人类社会早期，姓乃血缘关系的一种标志，同姓之人多有一定亲缘关系。在西周周公制礼时期，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将以前各地所分散的原始礼义和习惯风俗加以总结，用来确认和维护伦理和等级关系。历经千年的实践，周人即已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各徒一年”，明律规定“凡同姓为婚者杖六十，离异。”通过这些规定确保种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从这些规定中也能看出中国古代对生育进步的一面。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婚姻礼仪的一道程序。即“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人是沟通男女双方的唯一媒介，“男女双方非媒不知名”(<礼记•曲礼下>)，为中国古代的通例。在先秦的史书及典籍中，就有大量与此有关的记载。 二、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缔结与解除 (一)婚姻缔结。婚姻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可如此关系重大的事情却不能为夫妻双方自行决定。在古代的中国，婚姻要符合家庭的利益。即必须是“父母之命”。封建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历代法典都有类似“六礼”的规定。后世缔结婚姻时，男方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聘财”，就渊源于“六礼”中的“纳采”和“纳征”。 (二)婚姻解除。古代婚姻的解除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秩序，叫做“七出三小去”。七出即封建法律规定的丈夫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七出”的内容具体反映了男尊女卑和夫权制度。“三不去”即妻虽有“七出”之因，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夫亦不得休弃：“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作为七出的补充规范，有利于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关系。还有一种，义绝。即封建法律规定的强制离异。按唐律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杀等情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制离异，违者判处徒刑一年。 三、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存在价值及对现代的影响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原始时代的母系社会到以男权为核心的制度社会，婚姻是将已逝的祖先和未来的后人连结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存在有几个重要的价值：第一，传宗接代。即为其家族延续子嗣，继续存在于世间；第二，祭祀祖先。即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第三，增加劳力。即为家族添置男丁，是家族兴旺；第四，防止男女。即以婚姻来分别男女，防，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洁，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第五，政治婚姻。即维护了家族的秩序和同族之间的关系，借婚姻扩大了家族的势力，增强了同异性亲属间的联络更重要的是宗族的延续。古代婚姻制度对现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的现代延续。所谓“门当户对”即男女双方具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和经济能力。而新时期的门当户对则更多涉及到双方的文化背景，价值判断，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修养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熏陶形成的，而现如今新一代的择偶标准大多要求家庭经济政治和家庭背景相当，其实就是门当户对的新的诠释，就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与自己有类似的思考问题的意识和思维，同时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否则就适合恋爱不适合结婚。 (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面孔。人类最早的恋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自由相爱，奔者不禁。但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周公制定了严格的婚姻礼制之后。主婚权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恋爱婚姻就变成了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成婚。时至今日，父母之命已经被越来越深得人心的自由恋爱而取代。这样双方从相识到相恋，彼此都很了解，具有了缔结婚姻的感情基础，婚姻自由原则也早已深人人心。而时下的媒人也换了新的面孔，越来越多的另类“月老”出现，如婚介所、相亲节目、网络婚介等等，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负担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的和古代如出一辙。这些月老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大量未婚男女的社会需求。 (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意义。古代男性具有绝对特权，女人没有地位和权力。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中，女性成了一个被动的非自主性的工具。为所属的男性生育合法的儿女和忠诚不二地照顾家室。而男性为了处理家庭内部矛盾和继承问题，开始走向一夫一妻多妾制。现如今，个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一夫一妻制下当代婚姻矛盾主要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争斗。在一个男女平等共处、张扬个性发展的时代，婚外恋、包二奶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就是用妾使之合法，但是主体说的是男人，而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可不仅仅限制男人的喜新厌旧的本性也用于限制女人的移情别恋。 四、总结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法律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理学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哲学”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所重视的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禁欲思想，是中国人时时刻刻皆须要忍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从未断裂并顽强地传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国家，它与这种国家至上、以和为贵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和”文化氛围的几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态深深浸润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给中国人的“和谐”气质烙下了一层重重的文化印迹。 三、尚和心态下的中国人司法理念 前面说到，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修养是中国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加之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在面对司法事务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杨知勇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质是“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扩大，国和家族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伦常原则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君统与宗统一致，专制主义与宗法主义同质。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法律要服从于伦理，人治胜于法治。法律的严苛和不健全使得人们遇到争端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还长期存在着“族诛”、“连坐”之类的苛刑酷法。因此对于同处一个家族的成员而言，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家族内部，则利用法律化了的“族规”、“族约”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家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要时时处处克己修身，用自己的成功显亲扬名，避免做出危害家族利益的事情。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为“家丑外扬”将会影响到家族每个成员的利益，甚至会牵连整个家族遭受刑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尚和，注重道德修行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司法领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无讼”。司法官员主要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以收到平息纷争的效果。邻里发生纠纷难以协调时，也是请求德高望重的贤者出面调停。所以古时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在千世百代的中国普通百姓中，“厌讼”、“贱讼”、“耻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孔孟“中庸”哲学、老子“无为”思想，还是佛教生死轮回的义理，都主张融和冲突、息事宁人，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蕴含着和，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正如中国古典哲学所说，和，是一种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这种以和融突的思想就是中国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理念。仲裁恰恰满足了这种价值理念的需要，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家断案。选聘来自法律、经济贸易等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专业威望和对市场主体的感召力来赢得社会和当事人的信任。除此，仲裁的不公开性及商业保密原则又极大地复合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从字面来说，“仲”乃仲裁核心:仲裁之德即中正;仲裁之情即中和。仲裁制度强调的是法治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重视柔性执法和社会效果。仲裁文化则体现了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的高度和谐统一。它既能平息冲突，而相对于诉讼而言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际关系的破坏和商业信息的泄露。而仲裁的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其有别于法律的最大不同。由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仲裁以主体意思自治为原则，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依托当事人私权的行使，实现国家公权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控，使每一位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对当事人的充分尊重，正是仲裁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 四、仲裁植于中国本土化的发展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利率的上下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1]。利率市场化作为利率决定机制的变迁，会伴随有一定的成本及由此而获得的收益，而要成功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其收益大于成本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的。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2]。众多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但以失败者居多，不但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反而引发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危机，给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3］。根据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是有必要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实现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既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又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决不可以将其简单地交给市场，让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来替我们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引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仔细分析其国内经济基础和监管水平。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利率市场化所应具备的初始条件进行清楚的认识。 二、宏观经济条件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顺利运作的最根本的载体。当某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将逐渐取代原有的计划机制而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健康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助于利率杠杆和价格体系有效发挥作用。而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无论是过热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实施利率市场化都可能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这又会反作用于利率市场化，使改革受挫[4]，并且可能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市场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宏观经济条件的定性要求 首先，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作为金融部门基础的实际经济部门只有在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后，才能积聚起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撑金融改革。 其次，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每个国家很难脱离别国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所以只有交往中的各国经济都比较平稳发展，尤其是汇率比较稳定，国外游资没有大进大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财政纪律严格有序。这主要指政府向央行的借款问题，即“政府借款需求必须是可接受的，以此避免中央银行储备货币产生通货膨胀性的扩张。”[5]而引起这一扩张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政府国内借债的直接影响，即可能出现的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另一种是政府借债的间接影响，即面对巨大的资本流入，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本币汇率上升，必须大量购入外币，从而导致货币的扩张结果。 第四，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最突出表现和基本标志。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存在高度通胀的国家，利率放开后往往导致过高的名义利率，会出现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适应而经营困难。并且在这种物价不稳的状态下的利率市场化往往又会带来物价的进一步上扬，增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资本项目控制有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资本项目的适当管制有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国际游资规模之大已达惊人程度。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展示的国际游资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力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迅速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任由规模巨大的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体系肆意冲击，将很难控制其中所隐藏的金融风险，这会扭曲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正效应。 2.宏观经济条件的定量判断标准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科学的量化指标作为指导，各种经济决策成功实行的可能性就不大。通过经济学家对泰国、阿根廷、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前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金融深化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一国在选择进行利率市场化时宏观经济条件的三个定量判断标准。 首先，经济运行稳定性定量标准。根据中国学者史宝平的实证研究可得，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时点应选择在宏观经济最近三年稳定增长，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在0.6以下、平均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6]。 其次，资金市场规模与金融深化定量标准。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不仅反映一国现代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且反映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及缓和的金融抑制。较大的资金市场规模和较高的金融深化率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时，更能加速金融深化发展。一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一般应选择在最近五年的真实金融深化率达到60%以上、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以上的时点上。 第三，财政赤字规模的定量标准。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前应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应控制在GDP的3%～5%，并且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通胀的方式来弥补，中央银行不应为财政透支。如果财政赤字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贷款弥补，会形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压力。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佐证。 三、微观经济基础条件 1.对银行体系的要求 银行作为货币经营的最重要主体，它们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自身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实力，能否保证所经营资产的质量，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实行银行体制改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银行体系中一般都是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之前对银行制度加以调整，来为改革顺利进行作好准备。这种调整可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对金融市场利率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二是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政府给予其极大的经营自，并且在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方面实行有效机制，增强银行的市场行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积累较充裕的资本。这主要体现在货币资本上。为了经营上的安全，按《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能少于8%。另外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或缺。在信息资本方面，银行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中，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获取有关人的信息，减轻信息约束。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在已积聚的信息资源基础上能够顺利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人力资本方面，人是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信息是通过人来收集和处理的，系统行为决策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及内部激励制度对银行的长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是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加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第三，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的决定机制、利率结构发生变化，会对银行原有的资产结构带来冲击，并且利率市场化后的激烈竞争会暴露出银行资产负债原来所被掩盖的缺陷。如果银行资产质量较差，那么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银行的这种资产体系的脆弱性会加大，进而可能导致资产质量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难以保持金融资源的供应。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是有效推行利率市场化、维护金融体系稳健性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 2.对企业组织的要求 企业组织作为使用价值的最重要创造者，它是否具备了相关的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首先，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关于这个方面，需要考虑企业存在的所有权形势以及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结构设计与执行。其总的原则是从产权方面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指对资金产生合理需求，避免由所有权约束不力而产生扭曲的信贷需求，从而使利率决定机制更为有效。 其次，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资产负债比例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因素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由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来确定。利率的变化会对成本的构成比例造成影响，所以企业需要根据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达到最小化的原则来构造一个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个人财富拥有水平不高，企业自源融资较少，更多地依赖外援融资，负债比重较大。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企业负债率是一项重要任务[7]。 总之，以上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有效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渗透于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所表现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条件与利率市场化本身之间也是一种互动关系，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这些条件，而有效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又会反过来促进这些条件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周荣芳.关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1，（8）:20-23. [2]黄萍.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危机[J].现代经济探讨，2004，（2）:49-51. [3]周梅.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给我们的启示[J].经济问题，2003，（2）:49-50. [4]佘传奇，祝清.国外当代利率市场化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借鉴[J].经济问题，2003，（3）:40-42. [5]MaxwellJ.Fry.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andMonetaryControlinChina.ExperienceswithFinancialLiberalization.KanhayaI Gupta，Eds.Boston，Kluwer.1997:69-90.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是中国礼仪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因为它既是对死者的羊重与悼念，也是对于生者的一种慰藉.而我们除了要对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了解的背后，还要更为深入地探究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因为这种法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而这种寻根溯源无论是时历史还是未来，都是一种应有的交代。立足于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过程和具体的礼仪要求，在回顾古代丧葬仪式的前提下，对于丧葬礼仪背后的法律文化进行剖析。从中得出的法律文化才是我们真正所要探寻的价值目标。 1引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套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把养生与送死等量齐观，甚至重视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因为有时只要是活着就好，无关质量，于是就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相应的人们对于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仪式—丧葬仪式就有了较为繁琐的规定。当然，这些丧葬仪式的背后，也深深隐藏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2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 本人长期生活在北方，所以我对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的了解主要是针对于北方。通过本人亲身的经验以及查阅一些资料，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有: 小硷:为尸体净身整容，穿上寿衣。这个步骤要尽早，甚至有时在断气之前就进行。因为过几个小时，由于肌肉细胞死亡，会出现称为尸僵的四肢僵硬现象，影响穿寿衣。寿衣不能用皮质，因传统认为这样死者会转世成动物。 报丧:正式通知远近各处的亲友死亡时间、情况和葬礼安排.经常有严格的形势和顺序规定. 奔丧:亲友携带礼品、礼金、挽联、花圈等从外地来参加葬丰。 停灵:即将尸体在灵堂停放若干天，等待前来奔丧的亲友;同时有助于确定死亡而不是昏迷假死。灵堂可为家中房间、临时搭制的灵棚、或殡仪馆的专用房间。灵堂内设悼念条幅、死者遗像、供奉死者的食品(供品)、香、蜡烛、纸钱等。另外，在暂时不能正式安葬死者的情况下，将棺材寄放在寺庙等地，等待未来下葬，也可称作停灵。 守灵:停灵期间，已在场的亲友，特别是死者的晚辈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接受奔丧者的吊唁。在整个葬礼期间，死者亲近的晚辈(称为孝子/孝女)穿不缝边的白色粗麻布衣服或褂子，腰系草绳或麻绳，脚穿草鞋，称为孝服。 大硷:当着家属的面，将死者移人铺有褥子的棺材，盖上被子，钉上钉子封棺.富裕的人家可能用内棺和放置随葬品的外棺两层。 出殡和下葬:把棺材送到墓地埋葬。出殡开始的标志是孝子将一个瓦盆摔碎，称为“摔盆儿”.由孝子执“引魂播”带队，有乐队吹打，沿途散发纸钱到墓地。下葬仪式有风水师协助。 烧七: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还有类似的叫魂、烧纸钱等活动，称为“做七”。第四十九天的仪式称为“断七”，为正式葬礼部分的结束。 守孝:按儒教的传统，孝子应该守护在父母墓的周围三年，期间避免娱乐、饮酒食肉、夫妻同房等. 牌位:家人用香烛祭品供奉写有死者名字的牌位。 扫墓:亲友于清明节期间修理、打扫墓地. 以上这些是具体的程序，但是从这些程序中的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些传统的法律文化。 3丧葬仪式背后的法律文化 3. 1懊孟追远的儒家孝道观 孝道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以来，中国人无论贵贱贫富，都深深地受到这种礼教的熏陶和影响。儒家孝道观十分重视死，把送死看成是尽孝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孝经》里面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优，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的孝道观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时说:生，事之以札;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伦语为政》)。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时，孔子批评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贸》)。在丧葬上，孔子虽然不主张厚葬，主张崇尚精神性的悼念，但他倡导的孝道观，客观上对后世的厚葬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淮南子祀论训》曰: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立也。死者断气之前，要由其近亲属亲自为其净身整容，穿上寿衣;在葬礼上，死者的晚辈要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无论白天或是黑夜，尤其是晚上不能断了人;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以及以后的守孝和扫墓等活动。 “孝”是一种血缘伦理观念。先秦儒家认为，悲哀之情是人的孝梯道德本性在丧礼中的外显形式，是真情的流露，正如《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说的:“本谓心也……孝子亲丧，痛由心发，故啼号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还其孝性之本心也。”儒家把孝道从此岸世界运用到了彼岸世界，丧葬仪式作为孝道在彼岸世界运用的载体，维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 3. 2礼制下的宗法等级观念 传统等级观念脱胎于奴隶社会，完善于封建社会，反映等级制度，并为思想家所论证、为法律所强化，因而成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以“礼”为基础的宗法等级观念。儒家学说不仅强调外在仪礼的种种规则，而且更为重视其表现的思想和观念，并且把他们上升到了社会秩序的层次，强调等级观念。这一点也深深地表现在了丧葬仪式中。其中在丧服上就很有讲究。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丧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五种，从表面上看，守丧是一个纯血缘亲情问题，其实五个不同的等级都表现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差异，是等级观念的体现。比如，丧葬礼仪中反映出男女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据《仪礼·丧服》中记载，儿子给父亲服斩衰，为母亲只服齐衰，若父亲已去世，服齐衰三年，未去世只服一年。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三年，丈夫则只为妻子服齐衰一年。其次，墓葬制度反映出社会等级的差别。陵墓的大小、高低、形制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地位、权力和财富。比如西汉时代对各种不同身份地位人的坟丘的高低大小有较明确的礼制规定，坟丘礼制趋于完备。 孔子所谓的“礼”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在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的不断扩大而建立起来的，是一只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相应的国家的各个机构和权力分配基本上是由氏族的血缘关系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者正式通过“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巩固“家天下”的统治而服务。 3. 3以“和”为墓础的法律文化观念 《论语》上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在丧葬礼仪中也体现出“和”的文化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通过丧葬礼仪活动达到家室和宗族的和谐。丧事的处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行为，它往往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葬礼是一件大事，也是.民间各种仪式中最为隆重，也最为铺张讲究的仪式，丧事不是由几个人单独完成了，而是需要家族成员的参与，甚至是旁人的帮忙。葬礼是公开性的活动，也是一次社会聚合的机会，通过葬事的处理达到家庭的和谐，家族内的相互了解和和睦，达到了邻里之间的互助，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丧葬礼仪活动，达到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统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丈化的优秀部分应该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施以其必要的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我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概括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没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建国六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设有巾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国不断探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新发展，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上，逐步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从巾央到地方都积极贯彻党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上，党和同家政府一直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运作的改革，广播电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等纷纷建立，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国颁布了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活跃了文化市场，此外伴随着文化的资本运作的发展，全国各地文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整个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有序。“即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消费等活动纳入国家所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应，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丁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一般说来，中周古代有四大类法，即礼、乐、政、刑。现代人习惯将政、刑作为中国古代的正宗的法，而诸如礼、乐却被视为法外之物。然而从发展事实看，礼乐是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平天下最重要的法。礼乐的体系的崩溃，才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而所谓的政刑其实仅仅为维护礼乐制度而设，对违反礼乐制度的一种震慑手段而已。“礼乐”和“政刑”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整个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运行。即《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从它们诞生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积淀，它们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行为中，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自始至终影响着整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其特有的规范、凝聚、评判的作用，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不断修正其民族习性和法律传统的过程；也是不断消化，吸纳别国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贤人提出了适合他们时代的法律文化，而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延续后，虽然时代相距遥远，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可以为当代法文化引进一种新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实践，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了诸多对现代社会的有益内容，其中许多不乏对当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如“富而好礼”、“秩序和谐”、“义利诚信”、“贤人政治”等。而诸多的传统法律文化思想都是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借鉴，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思诚者，人之道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 三、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理念，也需要一种维护和谐的法律制度。建设和谐的法律制度，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将传统法律文化中进行现代转换。 总体来说，应当从两方面人手，即一为观念方面，二为制度方面。在观念方面，主要是增强学法、用法意识，只有在真正懂法的基础上用法律在更深的领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制度方面，主要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方面完善法律体系。 [关键词] 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1-26-3 The Study 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autiful China Yang Jizhi （The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eport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grand bluepri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which is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accurate judgment on the curr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situ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beautiful China；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的十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远大而又宏伟的目标，要求树立生态理念，要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去，实现“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发展新模式，实现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过程中，要全面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倡导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1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绿色发展，是党和国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和谐发展应该坚持的重要方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新型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大进步[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被提上更加重要和急迫的位置，体现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和基本要求。 1.1 建设生态文明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方向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新认识，将人类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自然界中去，体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人类对自身和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类可以更好地认识自然和人的本质。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某些错误认识，导致人类加大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规模和范围，尤其是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采掘和加工利用，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诸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淡水污染、稀有物种灭绝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发许多新问题，如：粮食减产、疾病增加、能源危机等，这些问题无一不和人类与自然关系没有协调发展有关。 1.2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光荣而又伟大的事业，党和国家对于建设和发展的认识不断地推进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之后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在党的十报告中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把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去，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新格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又提出中国梦，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强调，是党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总体布局的新认识，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以人为本”和“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有机论的、整体的自然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2]。同时，也要对主体的消费行为和习惯进行引导和制约，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绿色和生态时尚，并且使之持续长久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1.3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现有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 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的萃取，同时也是对现有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结果，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宝库中，像儒家的“天人合一”、佛教的“众生平等”以及中华民族具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辩证发展等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自然观，它是我国古人对其自身、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概括和理解，强调了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和谐统一的观点。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历程，当前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过度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导致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过多的资源，出现了许多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人和自然关系所导致的。在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业文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会给自然环境带来破坏。 1.4 坚持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创新和拓展 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的重要发展选择。可持续发展观本质是科学发展观，就是走一条既兼顾当前又兼顾今后发展的可持续之路，不能为当前的一时之利而影响今后的持续发展。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与世界人民一道，走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今的发展不以牺牲今后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发展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道路，能更加突出和响应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优化，是人们向往的目标，建设“天蓝、水绿、草碧”的宜居生态型社会，也是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根本落脚点。 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使得这一先进理念更加明晰和具体化。只有发挥先进理念的引领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人、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3]。也只有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2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既符合时代精神的l展要求，又能够兼顾传统与科学，是对理论与时俱进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2.1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宝贵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融为一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建构性。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具有能动作用的人，在这个主体参与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人始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建立能担当和敢担当的责任主体。实施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各级各类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具体的实践当中来，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共同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二，发展可持续性。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其内核和精神实质就是科学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新成果和新总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坚持经济社会生态同步发展、共同发展，通过对各类资源适度开发利用、对赖以生存环境的有效保护以及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与生态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第三，总体协调性。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环境、人口和资源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需要协调相关因素和相关主体保持良好的状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使得参与建设的各方都能够在总体框架安排之下，拥有能动性和创建性，实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统一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 第四，条件的先决性。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当中，生态文明建设又处在基础和先决性的地位，没有生态文明的保障，其他文明成果的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2.2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发展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新认识和新总结，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十分突出的特征。 2.2.1 在价值观念方面，突出体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早在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述，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核心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国也对发展的战略和目标进行不断探索和总结，最终确定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并将其写入，取得了又一重要成果。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价值观念上主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 2.2.2 在指导方针方面，确立保护优先、节约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路径。在推进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确立保护优先、节约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方针，符合当前和长远时期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实际。优先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要形成良好的节约意识，不铺张浪费，不过度从大自然中攫取自然资源，来满足人类不切实际的想法和需要，提倡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在社会中形成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2.2.3 在追求目标方面，努力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实施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泽被后世，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全球的美好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不仅是要建设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是要建设和谐有序的人文社会环境，内核是实现自然环境之美与社会人文之美的有机统一。 2.2.4 在时间跨度方面，需要进行长期艰巨的建设任务。进行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是一个长期艰苦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政策扶持、法制规范的方针，积极鼓励和引导围绕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相关产业，加大对其投入和扶持的力度。对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采取分步关停的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信息技术向其他相关产业渗透的程度。 在长远的规划过程中，要着力推进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逐步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和阻碍，建立安全高效可控的生态建设新格局，进一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及实现美丽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J].求是，2013（24）. [2] 张文斌，颜毓洁.从“美丽中国”的视角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与策略―从党的十报告谈起[J].生态经济，2013（4）. 关键词：法律援助；农村法治；农村普法 一、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现状 1.1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成就 (1)国家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特别是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在“五五”普法期间，首次把农民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司法部也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确立为09年全国法律援助重点工作，准备从健全工作体系、畅通援助渠道、扩大援助范围、加大办案力度和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人手，从政策上把农村法律援助推上更高的台阶。各地政府响应国家政策，纷纷在乡镇建立起司法所或建立起调解庭，同时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 (2)一些农村建成“民主法治村”影响并带动其他村落的法治建设。响应中央的号召，一些村落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工作，利用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法律知识，也利用党员电教、科技下吞、放电影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有些还按照“符合法律、顺合民意、便于操作、可持续性”的原则，制定了上与法律法规吻合，下与农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等并上墙公布，增长本地农民法律知识，建成“民主法治村”。 1.2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1)从全国范围上看，各地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在我国，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硬件和软件设施比较齐全，法律援助工作开展顺利。而在中西部等落后地区，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进展举步维艰，有些村落甚至还没有开展过法律援助工作。即使在同一个省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也失衡，富裕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相对于贫困的农村进展和实效更显著。 (2)各地方的形式主义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多地区在发挥地方自治时只是注重形式，疏于实效。许多法制宣传栏形同虚设，宣传内容更新缓慢，内容稀少。工作人员在普法时，工作方式简单，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目前，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好有关劳动权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是象征性地贴一些法制海报。 (3)司法机关有失公正。我国司法的平等原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我国某些城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农民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对待农民态度冷淡，甚至不予理睬；在受理农民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案件中，歧视农民，偏袒另一方当事人，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 (4)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怠于农村的法律援助。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某些市、县会有由市、县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很多律师不愿意接付不起律师费的农民的案件。 (5)大多数村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很多村干部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只知道有法律这么一回事，并不明白用法来管理村寨；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权利意识，总把自己当作义务人，所以他们对是否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所谓。对于市县在农村的普法工作，如法律知识的讲解、法制电影的放映，许多农民都表现表现冷淡，抱着观望的态度。而农村的法制宣传栏、法律书屋也是无人问津。大多数农民认为农村法治建设是村委会或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学不学法照当农民，治村依不依法照按常规办。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问题的原因 2.1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失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水平高，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而实现法治国家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不平衡，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也会有差距。根据湖北等五省的问卷调查，当今农民发生纠纷选择法庭诉讼的仅占18％，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自身法律素质低。 2.2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尚未确立 在农村，农民遇到纠纷往往直接找村委会、找派出所处理，或者直接找法官而不到法律服务所咨询，很大原因在于找他们是不收费的，且政府没有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帮助他们提讼。缺乏经费保障也制约着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广泛性，使一些大型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不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把法治宣传教育穿插于其他会议或活动中，乡镇司法员的待遇也偏低，很多司法所拿不到国家的补贴，影响其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2.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在我国，除了公、检、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具备相应的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外，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无此要求。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国家机关采取各种形式要求其工作人员学法并定期检测，但很多都只是形式，很多公职人员对法律仍是只知皮毛。显然这制约着他们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而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转业军人，并不都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明显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 2.4法治宣传教育在农村不易进行。宣传效果低 在缺乏法治统治的中国，特别是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严重的广大农村，包括道德、宗教、习俗等在内的众多非法律手段，却常常成为广大农民解决民间纠纷的首要途径，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途径的“前置程序”。发挥着定纷止争、调和民间关系的重要作用。而法律在人们严重似乎太严厉、太没有人情味，常常成为农民不得已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实际，农民对法律宣传教育往往不屑，很多时候，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如免费提供一餐饭等，农民才可能参与到法治宣传活动中。农民的冷淡态度浇灭了宣传人员的热情。还有，很多地方法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事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有的调子太高，把道理将空了；有的口气太大，理不在点子上，话不在心坎上，你们不入耳，不入心，不入脑，使得法治宣传效果低。 三、落实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 基于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一实际，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搞好农村法治建设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落实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稳定农村发展，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在上述诸多原因中，笔者认为经济上的原因是根本原因，而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到位、收效不大是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落实农村的法律援助最主要是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具体对策如下： 3.1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司法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2充分发挥法学学生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都有法学专业，各地方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组织这些法学专业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既可以增强他们专业知识、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学生们的青春活力与热情可以感染农民，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优秀法学毕业生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当前法学的就业形势颇为严峻，许多优秀的法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不知怎样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最终造成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面对我国农村当前的情况，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司法所和村委会中设立几个岗位，南法学毕业生担任，农村中的调解员也可以由法学毕业生担任，再怎么艰苦的环境总会有人愿意去。还有，我国目前有些省市建立了村官制度，可以适当选择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更加专业，深入农村中，融入农民的生活，便于有针对性地带法律进农村，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农村中常见的土地、婚姻、继承等纠纷问题，让这些法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去讲解更专业、更清晰，让农民们更愿意接受，也使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获取有益的经验。 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个案社会工作作为其中重要的分支，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专业的个案社会工作者所接受的多为西方国家总结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而我国又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情，人们有着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人情伦理和普世价值，也存在不少与专业个案社会工作相悖的思想，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价值观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影响，有助于个案社会工作更加适应当前国情，也有利于其在确保专业化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本土化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案社会工作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也是一个复杂又矛盾的有机整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其基本精神、对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范认知和对和谐文化的剖析，对个案社会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为个案社会工作者处理工作者与案主，工作者与家庭及工作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指南。 （一）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礼记》中提到“天下为公”，天下也就是“社会”，人们对“公”的理解，体现了人民对于社会公平的向往和追求。而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会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行政干预、舆论压力是常见现象，这些都挑战着个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观和职业底线，这就需要个案社会工作者坚持原则，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还要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来丰富自己处理复杂实务中所要面对的困难和干扰，也需要专业的督导来帮助从业人员不断强化职业技能和完善职业素养。 （二）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的概念，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制度。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处事原则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家庭伦理中要求晚辈尊敬长辈，婚姻道德中则要求妻子忠诚于丈夫，这些都维系着家庭的稳定和完整。个案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解决家庭问题时，应积极引入这些思想，启示现代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接纳和吸收。在家庭关系中，父母要做好表率，孝顺父母，提携晚辈，妻子忠诚丈夫，丈夫也要体恤妻子，帮助家庭建立和维持一套稳定、和谐的伦理观念，以便更好地解决家庭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和谐文化的普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中推广“和谐”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要和善以对，人与社会要友善相容，人与环境要友好相处。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社工实务时，也应怀抱这一套普世价值，不断丰富自己的人文情怀去接纳每一个案主，关爱案主，不因他们的民族信仰和阶层背景而歧视、区别对待。与此同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案主分析问题，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环境转变，更快地融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社会工作者也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情感，提升专业价值。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案社会工作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套普遍适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在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时展的价值观念，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 （一）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 传统文化中一直要求人们塑造共性人格，维护群体的整体价值，孔子的“克己复礼”要求人们克制自己，完全依附于整体之中，朱熹则让人们忽视对个人利益的政策追求，“存天理，灭人欲”。可见，传统文化过分压抑个体需求，容易造成个体潜能被埋没，也极易导致人格的扭曲，长此以往，对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个案社会工作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并不熟悉专业的社会工作流程，加之很多案主并不是主动寻求社工机构帮助，这导致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很难与案主建立关系，案主的需求和困难无法及时、准确地被获知，及时发现有问题，也无法有效地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开展造成比较大的阻碍。因此，社工人员不仅要了解传统文化，还要审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学会趋利避害地运用这些传统文化因素。 （二）传统婚姻家庭观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对婚姻道德要求极多，但是多站在男性立场提出，完全忽视女性权利。而随着时展，女性的需求也逐渐受重视，传统的婚姻观也要发生转变。但是社工人员在处理作家庭社会工作实务时，常常会发现男性会利用传统的婚姻观约束女性而放纵自己，有些甚至对女性实施“家暴”。而很多身处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大多忍气吞声，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拒绝他人的关心与帮助。个案社会工作者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要用于尝试与案主沟通，在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人文关怀之外，还要以平和的心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理性地评判是非对错，帮助案主找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传统文化对规范的片面化 我国传统文化对很多规范存在单边规定，如在医患关系中，对医生的规范是“救死扶伤”，要求“医者父母心”，却对患者没有任何要求。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容易受传统文化影响，单方面考虑某一方的处境，这对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极为不利的，必须多元化地看待各类规范。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思想精华，这些精华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社工人员也要注意到，传统文化随着时展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许多原本正确的观念，也许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增加了不合理成分。个案社会工作者应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参考文献 [1] 章晓.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影响[J].华章，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