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河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专题】王永颜 韩旭帆 | 西迁时期河北女师学院家政系学生生活研究,河北师范大学120周年,王永颜、韩旭帆的家政系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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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 家政学院
王永颜 副教授
作者简介
王永颜(1976-),男,河北邢台人,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家政教育研究;
韩旭帆(1995-),女,河北邢台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师教育研究。
引用本文
王永颜,韩旭帆.西迁时期河北女师学院家政系学生生活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5):36-42.
摘要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河北女师学院,抗战时期西迁陕甘并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办学。家政系是河北女师学院唯一整建制迁入,并一直独立办学的学系,为传承河北女师家政教育血脉作出重要贡献。西迁时期,历届家政系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不畏艰辛,潜心学业。种类丰富的专业课程、形式多样的实习实践以及规范的日常管理,体现出家政系的办学特色,为培养的学生质量提供了保障。学习之余,学生们积极参与自治、体育、文艺以及抗战救国等各种活动,并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积极向当地民众宣传家事教育,开展家事讲习、讲演和普及活动,为西北地区家政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西北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活画卷。
关键词
河北女师学院;家政系;学生生活
正文
抗战初期,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河北女师学院”)在校长齐国樑的带领下,包括家政系在内的师生辗转西北,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合并,于1937年9月10日正式设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西迁时期,河北女师学院家政系一直独立建系,在西北开启了9年的办学征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北联大师生共克时艰,热心向学,在西北大地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不管学校如何变迁,学生永远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血脉延续、精神传承的重要力量。作为西迁办学重要支脉的家政系,那些研习家政学的莘莘学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峥嵘岁月,经受了怎样的岁月洗礼和生活锤炼呢?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仍可从残存的史料中,依稀看到他们抗战岁月下生活的基本样貌。
一、西迁时期家政系学生的物质生活
战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民众的物质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处于内陆地区的西北,其物质条件更是艰苦。西迁时期,学生们虽食宿简陋,衣装朴素,但仍保持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一)住宿生活:艰苦且简陋
学生一般住在简陋拥挤、日常生活设施极为短缺的集体宿舍。西北联大初建时期,学生只能住在草屋,睡双层大铺,甚至打地铺,下雨时在屋内都要打伞[1](P145)。即使是这种状况的宿舍,也不够学生居住,很多学生被迫在校住宿。1939年,在城固办学时期入学的全体新生,“合住在原作风雨操场的大草棚里”,大风一吹,“竟把顶棚给吹掉了”[2](P119)。后来搬到新宿舍,情况有所好转,但仍然是“板筑土墙,稻草覆顶,檐下透风的茅屋”[2](P119)。在日常生活方面,浴室欠缺,洗澡不便,学生们还经常忍受蚊子、跳蚤、臭虫的骚扰,尤其夏日,很多学生因此睡不好觉。
(二)日常膳食:满足基本需要
1938年3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时,学生的膳食由膳食委员会统一安排,齐国樑担任膳食委员会主席,之后因其临时有事,主席由李蒸兼代。南迁动身前,膳食委员会购买了8 676斤锅饼和3 000余斤咸菜供学生路途所需。途中师生们“早餐为稀米及馍,晚膳为干饭及汤菜”[3],即使这样,几日过后便“又须向民家借用锅灶炊作,而柴水又感缺乏,膳委既已劳而寡效,而学生亦有苦难言”[4]。部分手头宽裕的学生途中到达集镇时,会相约去改善伙食。
南迁安顿下来后,每个学院由各自的食堂来安排膳食,加上政府每月给学生8元钱的补助,足够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且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期间,给学生发放贷金和米贴,对学生生活有一定帮助。西北联大建校初期物价较低,因此学生膳食相对较好,一般的学生在食堂即可吃好,食堂有鸡蛋、烧饼、炒鸡蛋、炒肉等,一天几毛钱就足够。经济条件稍好的学生,有时会到当地老乡家包饭,偶尔改善伙食。
一般情况下,补贴足以支撑学生的日常用餐。但是,经费紧张时,学生只能吃到水煮白菜,几乎连盐都没有。部分学生生活水平极度贫困,有的学生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身体状况下降,得肺病、心脏病的学生居多,极个别学生更是因条件所迫而丧失性命。教育部为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鼓励学校进行农业生产,学生在劳动服务时间可以养鱼、养羊、种菜等。这种方式着实改善了学生的日常膳食,也为学生提供了快乐源泉。每到劳动服务时间,学生们就三五成群,拿着锄头,唱着田歌,在农场兴高采烈地工作[5]。
(三)服饰衣着:朴素且节俭
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学生们的衣服只能满足蔽体之需。他们一般穿中山装和学校发的布大褂,就连最爱美的女学生也是布衣、布鞋,大褂子。即使是这样朴素的衣装,学生们也非常珍视,不到实在穿不了的程度就不会丢弃。有时候衣服破了,学生就自己缝缝补补,有时候袜子只在冬天穿,夏天只穿草鞋等。因此,女学生“个个都是一头的‘清汤挂面’,布衣布鞋,没有脂粉口红,尤其各季每人一件草绿色的布棉袄,已觉得十分神气……甚而也有男生自己做鞋穿”[6](P83)。即便如此,学生们仍朝气蓬勃。
学生的物质生活状况随着抗日战争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抗战形势紧张和国内通货膨胀时期,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国内外形势趋缓,经费充足时,学生的物质生活有一定改善。物质环境的频繁变化,并未打消学生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他们依然积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二、西迁时期家政系学生的学习生活
家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对学生的专业性和实践性要求颇高。学生的课程学习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兼具文、理、艺三种性质,课程学习过后,还要参加形式多样的实习实训活动,以提高实践技能。为了规范日常管理,学生要接受全面的日常品行培养和成绩考核。
(一)课程学习:文理艺兼顾的素质提升
西迁办学时期,家政系学生学习的课程种类多样,涉及衣、食、住、卫生、管理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其丰富程度虽难与天津办学时期相比,但在抗战和地处西北的情况下,已算是足够完善了,基本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西迁后的家政系仍采用学分制与学年制相结合的形式。学生课程学习的类型有必修和选修。教育部规定大学或独立学院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修18-20学分,三四年级学生每学期修15-18学分。家政系要求较高,学生需修满158学分的必修课程,与教育部标准的最高限度相比,超了6学分。选修课程尚不计入学分,但一年级至四年级均会开设,共有12门课程供学生选择,合计52学分[7]。
1.学习内容丰富的必修科目
在必修课程方面,学生需要学习修养科目、基本科目和专业科目。修养科目有“实践伦理课”“人生哲学”“国文”“英文”“体育”;基本科目有“社会学”“经济学”“有机化学”“定性定量分析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卫生学”“美术学概论”;专业科目有教育类和家政类的专业科目。
教育类的专业科目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普通教学法”“家事教学法”“家事教学实习”“家事教学及设备参观”;家政类的专业科目包含衣、食、住、医生、管理、教育及毕业论文编制。关于“衣”的,学生需要学习“织品与衣服”“实用服装学”“衣服洗染及调色”;关于“食”的,学生需学习“食物选择及调色”“食物分析”“生理化学”“食物经济”“食物细菌学”“营养学”;关于“住”的,学生需要学习“家庭布置”“园艺学及园庭布置”“家畜饲养”;关于“医生”的,学生需要学习“疾病大意及医药常识”“家庭卫生看护”“儿童保育”;关于“管理”的,学生需要学习“家庭管理”“家庭管理实习及家庭参观”;关于“教育”的,学生需要学习“健康教育”“儿童心理及儿童教育”。
2.选学提高技能和艺术素养的选修科目
可供学生选择的选修科目有两类,分别是扩充普通智能的课程和有助于某种学术深造的课程,共12门,分别是“图画”“刺绣及编织”“音乐唱歌乐理弹琴”“高级服装学”“高级烹饪学”“食物制造研究”“家庭工业化学”“家庭机械学”“护病学”“统计学及家庭调查”“民众教育”“工艺”,均为4学分。其中“音乐唱歌乐理弹琴”在第一、二学年均会开设,选择该课程的学生需要修8学分。由于选修课程具有文、理、艺三科性质,较为复杂,家政教育又是新兴事业,各方不够重视,且经费有限,只能与高年级一起上课。而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必须兼顾文、理、艺课程,如果单独开设,学分很容易超过规定标准。因此,选修科目的开设一般“由本系斟酌学校经济,人才及学生兴趣,学力而定。”[7]学生的学业成绩分数在75分以上时,可选修一两门。但每一门选修科目必须满5人以上,才能开班上课。
总体来看,家政系的课程充分体现了文理艺兼顾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家政学的专业特征。但是西迁时期家政系常常会面临不少困难,如因资金缺乏买不起书等。为了使学生能够正常学习,教师们经常自编讲义,王非曼教授编著的《家庭布置》《家庭管理》《织品与衣服》《服装学原理》,均被印成讲义供师生使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生并没有耽误学业。
(二)实习实践:形式多样的技能训练
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家政系培养的重点,其课程多是讲授与实验(实习)相结合,并建设了多个实验室与之配套,同时学校也在校外开辟了形式多样的实习基地,供学生实习。
实习是锻炼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手段。专业必修科目、选修科目都十分重视实习。专业科目中教育类的课程设有家事教学法实习、家事教学及设备参观等,学生每周要实习3小时。专业科目中家政类的课程,除“家政学概论”“疾病大意及医药常识”“家庭管理”“健康教育”及“儿童心理及儿童教育”外,其余15门课程都采用讲授和实习相结合的教学形式。选修科目中的“护病学”“统计学及家庭调查”以及“民众教育”,同样采用讲授与实习或课外调查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由于家政系的课程多是讲授与实验、实习相结合的形式,因此学生需要经常深入实验室学习。为了配合课堂教学,保证学习质量,家政系为学生组建了多种实验室。1939年,家政系筹设了儿童保育实验室。为更好地参与保育实验室的工作,学生必须遵守《本校家政系儿童保育实验室简章》,该简章主要规定了保育实验室的建设目的、主要招收对象、保育时间、保育内容、如何收费等[8]。此外,家政系还“建立了烹调进餐、裁缝、技艺、洗染、家庭卫生及看护、家庭园艺及家畜饲养等6个家政实验室”[1](P428-429),并在学校开设实习家庭。实习家庭内有客室、卧室、食堂、厨房等,学生在其中可模拟实际的家庭场景,增强体验感[9]。多样的实验室学习弥补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不足,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除了校内各种实验场所外,学生还可以在校外的各种实习基地进行教学实习。一是去社会教育施教区进行家事讲演,二是去附中实习讲课。《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提出,“本院分派教生实习兼办社会教育事业得酌给实习学分,并代替一部分在附属学校之教学实习。”[10]社会教育施教区与学生关系密切,他们每周去家事讲习班进行家事讲演,可以抵学校实习的学分,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1941年,国立西北师院规定学生在附中每周实习家事4小时。由于场地有限,学生一般轮流讲课,结束后相互切磋,交流学习心得,提出改进建议。
(三)日常管理:完善规范的训导与考核
1939年,国立西北师院独立后,家政系归属于教育学院。学生入学后须遵守学院的日常管理、成绩考察、转系、毕业等要求,逐步开展在家政系的学习生活。
家政系实行导师制管理。学生将兴趣爱好和所学专业报告主任导师后,主任导师为其指定导师。导师负责辅导学生的品格、修养、学术研究及专业训练,学生选课也需经过系主任和导师共同签字认可[11]。家政系的导师由齐国樑教授、程孙之淑教授、王非曼教授担任,各个年份三位教授所负责的年级会有变化。学校规定:“当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请求主任导师准予退训,其受退训之学生,得就本校其他教员中自选一人授其训导,如再经退训,即由学校除名。”[11]但是,在具体的训导过程中,面对不遵守纪律、难以训导的学生,学校一般采取积极训导的方式,不轻易开除,即使学生在思想上有重大问题,学校也不是简单开除了事,而是让他们接受青年训导团的训练,有所改善后再送往当地补充兵训练处入伍。
学生要参加形式多样的考试。考试分为入学考试、平时考试、学期考试及毕业考试。这些考试不只是闭卷答题形式,还有平时的操行评定。平时成绩的获得需要学生完成读书札记、参观报告、练习实习和实验等学习任务。对于优秀的学生,学校也会奖励。此外,家政系也接收转系生,但要满足学校转系的基本要求,即“于到校肄业满一学期,其学期试验各科成绩及格时,改为正式生。”[12]
师范学院除了各专修科外,其余专业的修业年限为五年,期满考试及格,并经教育部复核无异的,才可毕业。毕业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有普通、专门、教育和专业等四类科目,采用分类综合命题,学生必须融会贯通五年所学知识,难度相对较大。口试注重学生的思想、学力、态度、修养与说话技术,主要考察综合素质。学生达到毕业要求后,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并由教育部给予“中等学校某某科教员资格证明书”[11]。
三、西迁时期家政系学生的业余生活
西迁办学期间,学校依托西北特殊的社会环境,合力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学生认真组织、积极参与校园文体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不仅锻炼了能力,也表达了爱国之情。
(一)学生自治:业余活动的组织保障
西迁时期的校园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在培养学生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坚持“德智并重,五育(德智体美群)并举”的方针,积极筹划。院长李蒸和训导主任袁敦礼对课外活动的态度是“放手信任、鼓励推动、专业指导、解决困难”[1](P432)。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成立学生自治会,作为学生课外活动的唯一组织。学生自治会分为服务部、学艺部、健康部、风纪部和事务部4个部门,共同组织开展各种校园活动,如体育比赛、纪念会、文艺会、抗战救亡等活动。
(二)身体锻炼: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
学生经常通过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或军事训练来锻炼身体。体育比赛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遵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比赛活动。为了使学生的比赛更规范,学校还颁布了比赛的规程,规定了比赛项目、参赛资格、参赛单位、参赛人数、参加队数、比赛规则、比赛方法和优胜名次等要求[13]。学生可以参与的体育赛事种类多样,包括国术、体操、越野、赛跑、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等。例如,1938年1月15日下午,家政系与国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进行了“女同学姊妹班排球友谊赛”,一三年级对二四年级,家政系学生高福媛、庄定华以干事身份参与,最终一三年级以2∶1的成绩赢得比赛[14]。
(三)特长展示: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校园文化氛围的活跃,离不开校内的各种社团或研究会。家政系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参加多样的社团,如三民主义研究会、诗词研究会、国乐团、棋社、书画研究会、书法组、合唱团、话剧团等。每逢周末或节日,学生也能参与学校举办的文艺竞赛、音乐晚会、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书画展览和墙报宣传等业余活动。比如,1940年12月17日,学校举办38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干事聘请家政系学生对游艺会场的大门进行设计和装饰。在家政系学生的努力下,会场大门被装扮一新,独具特色。17日当天,家政系的保育室和模范家庭同时开放,还在个别教室陈列了家政系学生的成果进行展览[9]。在此次展览中,四年级学生庄定华、三年级学生崔东亚,以及二年级学生赵汝福的缝纫刺绣作品被评为优秀[15]。丰富的校园文艺活动给学生艰苦的西北生活增添了色彩。
(四)抗战救亡:倾注爱心的抗战救国行动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家政系学生在抗战的大后方,用自己的爱心行动,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为了支援抗战,家政系学生发挥自身学科专业优势,多次组织抗战救援会、义卖等活动支援抗日。师生对这些义卖等活动热情高涨,踊跃参加。1939年《西北联大校刊》第11期报道了家政系师生为支援前方抗战而组织的义卖活动。“本校家政系师生鉴于我前方抗战将士急需鞋袜,特将平日烹饪,缝纫实习成绩全部献出义卖,……捐赠前方将士,冀补抗战力量于万一。”[16]家政系师生共举行3次义卖活动,为前线战士捐献了食品、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物资。此外,学生们还成立宣传队、防空队、汉奸侦察团、抗战剧团等,在业余时间通过贴标语、画大字报,组织排练抗战题材的小品等行动,积极宣传抗战革命思想,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着抗战救国的热情。
四、西迁时期家政系的社会服务活动
西北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的乡村建设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高校理应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因此,学校鼓励全体师生主动投入到大西北的建设中。家政系不甘落后,训练学生基本的专业技能,让他们从基本的家事知识讲解入手,激发西北百姓对家事教育的兴趣。基于此,学生又利用学校开辟的乡村社会施教区进行家事讲演,宣传家政教育的重要性。在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家事教育逐渐从城固推广到了兰州。
(一)家事讲习:家事讲习班的家政训练
家政系主任齐国樑在《实施家事教育与培养家事师资》中开篇即讲到“家庭改善为社会进步之基础,家事教育为普通女子教育之中心”[17]。西北地区的民众大多不识字,妇女也多未接受教育,乡村教育的推行迫在眉睫,尤其是家事教育,在西北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1938年,《西北联大校刊》发布《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规定在城固举办家事讲习班,期限3个月。1939年4月,城固家事讲习班第一期开课,家政系学生讲授“衣服学”“食物学”“育儿法”“家庭布置及管理”“家庭卫生及看护”“手工”等内容[18]。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家事讲习班计划开办第二期。在家事讲习班上,家政系三四年级同学分别讲授“衣服学”及“手工”,讲授与实习同时进行。“食物学”因人数众多,分为三组,每组隔周实习一次[19]。家事讲习班的开办,顺利实现了“训练家事之技术人材及引起研究家事之兴趣”的目的[18],为进一步宣传家事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二)家事讲演:乡村社会施教区的家政宣传
西北联大分立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兼办社会教育,继续开办家事讲习班、家事讲演会,宣传家事教育的重要性。1940年,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规定由齐国樑负责筹备家事讲习班,初、高级各开设一班,经费为100元[20]。1941年,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由家政系举办家事讲演会[21]。随后,家政系学生郑文仪在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幕典礼上讲演家事教育,她从家庭卫生、婴幼儿保育、家庭生产、妇女思想解放等方面宣传了家事教育的重要性。此次讲演,到会妇女感触很深,她们对家政系的作品也非常感兴趣,并且会后调查显示,民众对郑文仪的讲演印象最为深刻[22]。此次典礼结束后,《教育通讯(汉口)》《教育与民众》等各大报刊都对郑文仪的讲演进行了报道。此外,三年级学生响应社会教育的民众组训活动,每周到张家巷讲演家事一次,同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由于家事讲演会取得了良好效果,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家事讲演会继续实行和建立社会教育施教区。齐国樑等人在陕西城固的邯留乡等地建立了乡村施教区。施教区开设中心民众学校,设有儿童部、妇女部[23],并借用家政系学生制作的各类衣服举办展览会。1942年,学生郑文仪在乡村社会施教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进行了慰劳抗属及兵役讲演,为大后方的抗战宣传事业作出贡献。成功开展的各项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得到教育部的高度认可。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就乡村教育施教区周年纪念及兵役宣传慰劳抗属等活动,给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发文进行嘉奖,他说“殊堪嘉许,嗣后仍仰努力服务社会,化民成俗,以宏社教效能”[24]。家政系学生的家事讲演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家政教育,对家政教育在当地的普及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家事普及:教育实验区的家政推广
1943年,乡村社会施教区改为社会教育实验区。社会教育实验区两周年纪念暨庆祝新约管制物价宣传大会上,仍然少不了家政系学生的身影。他们与实验区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举行慰劳抗属等活动,家事展览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25]。在社会教育实验区和市政府合办的国民教育实验区成立典礼上,家政系毕业生、兰州女师教师郑文仪讲述了家事教育的重要性[26]。1942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成立了家庭教育实验区,由齐国樑担任副主任委员,王非曼和程孙之淑担任委员[27]。该实验区“依据教育部法令及当地家庭实际需要,拟定三年实验计划,以期普及区内妇女教育,改进区内一般家庭,俾适合于修身齐家治国之大道,以利抗战建国之进行”[28](P576)。至1944年,实验区已举办了家庭教育讲习会、家庭教育讨论会、讲演会、展览会等多项活动。为防止校址迁兰州后实验区中断,学校计划在兰州开办家庭教育讲习班、家教讲习会,成立幼稚园,对当地妇女进行家政教育[28](P576-577)。家庭教育实验区目标的实现,以及家政教育从城固推广到兰州,都离不开家政系师生的参与。家政系的很多毕业生都留在了西北,任中等学校或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
总之,家政系依托西北大地,开办家事讲习班,举行家事讲演会,建立教育实验区,积极宣讲家政教育,成为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锻炼了教学实践能力、增强了社会服务意识,也改变了当地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促进了广大妇女及普通民众思想意识的解放。家政系的学生也是西北地区家事教育师资的重要来源,他们在西北大地上播撒着家政教育的种子,在西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结语
西迁办学期间,河北女师学院家政系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物质生活可谓艰难。这种生活一方面铸就了学生坚毅的品格与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养成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西北特殊的环境下,学生仍苦中作乐,潜心学业,努力丰富校园文体活动,积极支援抗战,热心参与社会教育服务活动,不仅充实了大学生活,而且彰显了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担当。正是这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实现教育报国的伟大使命,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坚强的女师人。
战争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但高校西迁办学使中国高等教育的血脉在战乱之中得以保存。祖国大后方的高等教育虽历经磨难,却从未中断,为战后中国教育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可以说西北联大的伟大,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西迁时期广大学生的热心投入。身为中华儿女,家政系学生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用行动诠释了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参考文献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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